朱由校无子，临终遗诏，以其五弟朱由检即皇位。朱由检在十八岁即位后，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朱由检是一位相当勤政的皇帝了，他对国家政务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他的先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几乎没有一天睡过五小时以上的囫囵觉。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但是朱由检这个人又有一些古怪，就是生性多疑，凡事举棋不定，当断不断，做事又反复无常。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溃。无奈积重难返，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在大臣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时年35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这就是崇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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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有一点显著的不同，就是谥号比较顺耳，明思宗。历数前朝亡国帝王的名号，桀纣之君、哀帝、殇帝、炀帝、愍帝、后主，等等等等，朱由检以思己过为荣，在位期间多次斋戒，并敕令大臣洁身自好、反省自恭，并且身为一国之君，能到最后时刻与国同赴其难，也得到了后世的尊敬，故称为思宗。崇祯皇帝在史书上记载的也是毁誉参半，那么崇祯皇帝到底能不能作为中兴之主重新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呢。其实假说就是想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看崇祯即位时的不利条件。魏忠贤奸党乱国，朝廷官吏腐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北方后金兴起，时常寇犯中原，朝廷要拿军饷来抵御侵略，于是只有频繁的增加民间的赋税，民不聊生啊；再有，从世界范围上看，十七世纪的地球处于全球变冷的时期，地处北温带的中国的气候与以往变化也很大，整个节气被打乱了，庄稼是整省整省的颗粒无收，冷空气由高压带控制着，连年没有低气压，也就没有降雨，干旱的年份多达十几年相连，这天一干旱，鸟类也无法繁衍，使得蝗灾频繁发生在已经干涸的大地上，蝗虫和老百姓争抢着草根树皮充饥，正可谓天灾不断、人祸频生啊。这就是崇祯即位时的背景，祖上积攒下来的大明国库，被前面几个皇帝糟蹋得差不多了，又要赈灾，又要打仗，还得禁得住贪官污吏的渎职与贪婪，崇祯皇帝的困难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十八岁登基的少年来说，不是一般的考验啊。之后整倒阉贼魏忠贤，虽然使得国家的风气有所好转，魏党的家财也可暂时缓解一下极度空虚的国库，这个时候是崇祯皇帝必须要抓住的历史时机。政治经验的缺乏，以及父兄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学习的帝王驭下之术，一切只有靠自己了。崇祯皇帝深知其中的重要，幸亏自己还年轻，有一副好身体，于是废寝忘食，孜孜不倦的审理着自己已经破败不堪的江山社稷。在这个角度上，有谁能说崇祯帝不是一个敬业的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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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内外的都有，来自于内部的就是西北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并且以李自成的“闯军”为最具威胁，李自成已经攻陷了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已经是无论如何也安抚招安不下去了；来自于外部的则是东北的后金政权，女真人已经处在了向进步发展的快行道上，阻拦他们的似乎只有山海关和长城，明朝同样腐败的军队在女真人眼中，似乎不值一提。从起初来看，崇祯帝在对外威胁的处理上还是有自己的魄力的，启用袁崇焕，怒斩毛文龙，都是好兆头。姑且不谈今后，只说当时，无论是祖大寿，还是洪承畴，或者是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他们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都是在魏忠贤阉党倒台后仍然屹立在政坛、军界的凤毛麟角的能臣，好好使用他们，再凭借长城的防御，后金军如想入关，恐怕还要再等上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而，我们这里暂时不说然而，因为我们要假说，就要给崇祯帝假说的可能。摆在崇祯帝面前的问题，还是先攘外、或是先安内的问题，据当时的情形分析来看，后金政权已经绥抚了漠南蒙古，通过联姻等政治手段，与漠北的科尔沁等部盟也联合到了一起，漠南蒙古诸部干脆就编入了蒙军八旗里，同时，大明属国朝鲜，在经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一系列打击下，彻底和大明帝国断绝了关系，早早投降了后金政权，才换得没有灭国的待遇，但是每逢皇太极出征，朝鲜则必须派兵协同参战，辽东走廊这边，锦州等重镇虽然仍在明军手中，但是经常被后金军围困，既是鸡肋、又是鸡肉，不能舍、也无法守。另一方面，李自成的军队自占领长安后，迅速东渡黄河，占领山西，对北京已经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北面可进攻居庸关，西面可出太行紫荆关，南面出娘子关从京南定州杀来，北京城已经处于了三面是敌，一面（东出山海关）是绝路的境地了。皇太极和李自成的目的都是把崇祯从宝座上轰走，自己坐在皇极殿上。分析利弊来看，皇太极是女真贵族出身，身边的文臣武将都是贵族出身，也有关外的汉族鸿儒辅佐，皇太极的野心虽然和李自成一样大，但是其手段和手腕则要强得多；再看李自成，因为饥饿而造反，手下将军虽能征惯战，但是军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贫苦农民、破产的城市手工业者为主，李自成身边的文化人几乎没有，部队作战也有着明显的“拼命”痕迹，目的性不强，人数虽众，但是缺乏管理，士卒盲从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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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崇祯帝当务之急是收缩山海关关外的防线，撤回已经守不住地锦州等地，分小部分兵力驻守天险喜峰口、冷口等长城关隘，回收兵力充实京城防务，急调山东、河北官军驰援京城，再命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的军队进攻长安，截断李自成的退路，湖南、江西、云贵的军队进入四川，消灭张献忠的同时，也可以叩响关中的大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的海防要加紧防御，北防后金从海上入犯、南防倭寇趁乱袭扰。此时，如果要出现“崇祯中兴”则仍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人，一个是钱。人的因素，可以解决，就是重用刚才那些能臣，不杀袁崇焕是最基本的，这只有寄希望于崇祯帝戒除自己身上的多疑、刚愎等毛病了；第二个条件是钱，这倒是个难题，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整个国家连年欠收，灾荒不断，百姓已经是苦不堪言了，从民间是无论如何也榨取不出来更多的财富了，留给崇祯帝的唯一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杀贪嘴搅事的母鸡，再取它的蛋”！这就是各个地方官府以及京城的贪官污吏，抄家取财，同时可震慑官场，杀一儆百。另外一件事，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是又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颗粒无收的农民，在没有了粮食之后的生计问题。明末时期，中国的大城市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批手工工场出现在市郊，里面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形式，作为朝廷，如果要解决饥民的生计问题，首先就是要稳固人口的流动，杜绝逃荒要饭的可能，既然土地没有了收成，那么进入工场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则是最好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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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应该从国家的高度来稍稍鼓励一下大城市中的手工工场的发展，客观上也算是支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发，缓和一下官府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在解决了来自于李自成的压力之后，再认真的与后金周旋，此时的崇祯帝业应该是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年富力强的中兴帝王了。我所说的先李自成，再后金，绝对不是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而是假说中实现“崇祯中兴”的步骤。历史进行到了这里，本该翻起一页新的篇章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大明帝国的覆灭，也一起被压制了，入关的大清朝没有发展资本生产的想法和精力，中国的历史继续由封建来作主。崇祯帝的死，最终也没有警醒他自己，至死他还认为是奸臣误国。崇祯帝认为的这些奸臣，到了李自成的大殿上变成了阿谀奉承之臣，李自成被赶跑了之后，这些阿谀奉承之臣并没有走，到了满清的乾清宫里，却变成了从龙入关的中兴之臣。人都是一样的，不同的主子却用出不同的味道，这能怪“奸臣误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