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她真的是美极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饭馆女招待，像一碗刚端上来的小馄饨那么清纯，像一束百合花那么干净。她看上去和我们差不多大，十七岁，或者十八。后来过了很多年，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都会心如刀割。”

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驮一个女孩去莫镇》中，路内这样写道。

这是非常路内的句式。在他看来，像清纯这样的“大词”，只在小馄饨的基础上方可想象。类似反讽，在《少年巴比伦》《花街往事》《云中人》中，很容易翻到。

《十七岁的轻骑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短篇集，与路内早期创作相似：主人公都是路小路，他一如既往毫无个性，简单得有如连接符；故事都发生在戴城；都聚焦于青春成长；都有一分可有可无的爱情，那爱情看上去很像解药，可悲壮地失败后，发现它不过如此……

然而，《十七岁的轻骑兵》又有不同：少了几分犀利，多了几分悲悯，透露出写作者由青年转入中年的心态变迁。在《慈悲》之后，路内对时间似乎有了更深的感慨——一切正被历史沉埋，唯有小说，在打捞着最后的记忆与自我。

所以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没有抱怨，没有反抗，只有无奈。

技校生的“异世界”

《十七岁的轻骑兵》聚焦在一批化工技校生身上，他们正逢人生最好的年华，却没有了未来——命中注定（其实是考试决定），他们将在硫酸厂之类地方度过此生。

他们无力改变命运，当命运判决时，他们尚不知它意味着什么，等明白时，一切已经晚了。这世界每个细节都被注释填满，任谁也无法挑战其强大的合理性，可当一举一动都被赋予意义，还剩多少空间留给具体的人呢？

他们甚至没有姓名，只有刀把五、花裤子、大飞、老眯、黄毛、大脸猫之类的诨号。名字是属于陈国真这类凶狠的老师的，或者是李霞、司马玲等美女的。可即使是司马玲，也经常会以小蛮婆的名目现身。

躲进诨名中，人便无需对自己负责，则命运强加给“我”的苦难也就变成给“他”的了。

然而，诨名也会绑架个体。“刀把五”为了自己霸气的诨名，不得不努力扮演着强横角色，将父亲留给他手上的刀疤解释成黑社会的杰作，当这个秘密被父亲“菜刀头”向其同学揭穿时，“刀把五”暴怒了，一番惨烈斗殴后，他终将粗胳膊父亲揍趴下。

“刀把五”勇猛吗？当司马玲的报复降临时，他又默默吞下了臀部挨刀的羞辱。

在这个被常轨排斥的“异世界”中，再微茫的希望也能掀起波澜。傻彪因杀了女友，被悬赏5000元通缉。这是一笔惊人的巨款，足以让技校生穿着牛仔裤上学（校规禁止学生穿牛仔裤，一次罚款5元），一直穿到毕业为止。

有了这笔钱，多少卑微的爱情会被拯救，多少梦想将被激活？总戴着红珊瑚手串（该手串后被司马玲抢走）的丹丹发出“我现在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哀叹时，她恰好交不起5000元的违约金（技校生需服从毕业分配，否则只有交罚金才能拿到毕业文凭）。

暗恋丹丹的“刀把五”为帮她圆梦，一路猛追傻彪，甚至比市级长跑运动员坚持得更久，直到跑吐了仍不放弃。精疲力竭的傻彪最终落到丹丹男友“花裤子”手上，就在爱与远方闪出希望之光时，“花裤子”突然大发慈悲，决定放走曾是邻居的傻彪，结果被一板砖拍晕。晕倒前，他看到32名工人已将他们团团围住……

“花裤子”在医院治脑震荡期间，5000元奖金终于发下来了，平均每名工人得到165.25元，没有“花裤子”的份儿。

哪怕是一瞬间的善良，也没逃过“异世界”狠狠的嘲讽。

浪漫终将被打败

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也有“喜剧”，如《十七岁送姐姐出门》。

大学毕业生表姐在车间主任张小拴（一个可以拥有名字的人）的压力下，痛苦地接受了繁重劳动，好在她还有希望——父母都在国外，她的出国手续正在办理中。

在尘埃中，瘦弱的奚志常努力照顾着表姐。他是中文系毕业生，他的名字出自《诗经》，可在张小拴的口中，奚志常只被喊成“瘦子”。张小拴想给表姐也起个诨名，便对奚志常说：“中文系的，你过来，你想想看叫她什么好。”

表姐最终拿到出国手续，却遇到新的困境：如何才能离开封闭的硫酸厂？关键时刻，奚志常挺身而出，通过一系列惊险操作，表姐终于去了上海。

然而，这段“虎口脱险”的戏仿其实毫无意义，工厂根本不会限制表姐的人身自由，她完全可以坦然离开，但奚志常需用“救美”来确认自我。

辛酸的是，这一切最终被当事人主动遗忘。在国外的表姐偶尔会问起奚志常，但谁也找不到他，也没人认真去找。曾经的热血、真诚、牺牲，最终被一一拒绝。路小路偶尔还能想起奚志常，只因他带走了一张老照片，上面记录着表姐和同学们的青春风采。

在小说的结尾，路内写道：“是的，她们当然会老，变得像历史一样可以被人指指点点，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得到那张照片，它被奚志常带走了而你根本不知道奚志常去了哪里。”

时间终将打败一切浪漫，但更可怕的是，太多生命会从你的故事中退出，消失得无影无踪，记忆因此残缺，再也无法回归完整。

在宏大叙事的覆盖下，有多少写作者关注到个体故事的凋零？如果说《十七岁的轻骑兵》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则绝不来自夸张的情节、凌厉的幽默，而是来自于它的悲悯。它探到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焦虑：我究竟是谁？

路内对王朔的超越

青春苦闷并非新题材，自郁达夫以后，作家们反复书写这一话题。然而，它常落入两种俗套中：其一是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的庸俗仿写，将自我假设为道德、真理的代言人，以“塑造完美人格”为借口抹杀自我。其二是将世界的不完美归因于父权文化，通过撒娇、破坏、嘲讽来挑战它，于是，所有的成年人都成了“妖怪”。而要战胜它，只能依靠本能，可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背后，依然隐喻了一个更高级、更美好的世界，之所以没能达到它，皆因父辈无能，这就又回到用好世界来否定人的思路中。

这两种俗套看似对立，实为一体，均源于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兴起于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以后逐步覆盖到整个知识领域，1919年后，它被作为救世良药引入中国。启蒙主义给人以向上的力量，但它也虚拟了一个绝对正确的未来。

可问题在于：如果未来已确定，人的意义何在？

路内早期创作很容易让人想到王朔，然而，70后毕竟是如此独特的一代人，他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此前的神圣已消散，后来的庸俗尚未到达，在意义的真空中，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正被青春背叛。

《偷书人》中，“飞机头”因单恋小书店的女老板，不断到新华书店中偷新书给她送去。这是“伤痕文学”常会写到的故事，而书作为意象，被赋予追求启蒙的含义。可“飞机头”的动机不过是青春期萌动，连爱都算不上。

“飞机头”的把戏最终被拆穿，女老板被公开羞辱。

路内写道：“过了一会儿，那些新书，那些偷来的、没人看的书，一本一本，像抢食的鸟儿一样从书店里飞了出来，最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关上的门”隐喻着关上的心，从此之后，受害者可以坦然地成长为加害者中的一员。从这里，体现出路内对王朔的超越。

也许可以这样说：王朔的反抗并没达成真正的超越，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接受了枷锁，路内则超越了反抗，从而更接近了生命的真相——每个人只是在逃命中，最终停在哪里，只能命运说了算。

在逃命的路上，也有爱的抚慰，但这爱犹如露水，当露水干涸时，曾经的一切真的发生过吗？那些伤害，那些疼痛，那些悔恨，还是真实的吗？

不能不说，至少在真诚这个维度上，《十七岁的轻骑兵》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