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出的朱自清签名本图书

今年是著名学者、散文家朱自清先生（1898—1948）诞辰120周年。前不久，清华大学老图书馆举办了“最不能忘记的背影——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朱自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匆匆》《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因此，纪念展集中展示了不同时期的朱自清文集。除此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展览揭开了朱自清与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一段往事：朱自清曾在清华大学任图书馆代馆长，留下了珍贵的购书批阅清单，他还向图书馆捐赠了不少他的签名本图书。

通过以上这些图书，展示了朱自清不平凡的一生，也勾勒出一位出生于新旧时代之交、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形象。

1其作品很早就进入清华图书馆

从清华大学极具标志性的二校门（上刻“清华园”三字的牌楼式校门）进入校园，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就呈现在人们眼前。走过一汪荷塘，再往北穿过一座小桥，就能找到清华大学老图书馆。

每到夏季，这栋爬满了爬山虎的三层建筑，翠绿葱茏，在烈日下显得格外清凉。步入其中，大量拱形的门窗、古旧风格的原木桌椅以及靠墙而立的古朴书柜，令人恍若穿越到八九十年前。

“最不能忘记的背影——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就在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里举办。纪念展策展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焦阳介绍，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建筑格局少有变动：1919年3月图书室独立馆舍（现老馆东部）落成，1928年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馆舍不敷使用，1930年3月开工扩建馆舍（即今老馆之中部和西部），一直沿用至今。而朱自清先生从1925年起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勤勉认真的他在图书馆里留下了诸多印记。这样的环境，是凭吊朱自清先生最合适的场所。

本次的纪念展，虽然规模上并不大，却颇具特色。作为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焦阳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1935年至1936年，朱自清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相当于代馆长）。在任期间，他为图书馆选购了大量图书。幸运的是，在最近的整理中发现，老一代馆员保留下来了朱自清当时选购图书的批阅清单。“这些清单记录了朱自清先生为图书资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手迹也是我馆的重要藏品，此次展览，我们遴选其中的一些精品展出。”

在这个重要藏品的基础上，焦阳决定充分发挥老图书馆的历史资源优势，并以书为介质，通过大量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种类的图书来揭示朱自清不平凡的一生。展览分为七个方面：“生平简介”、“诗意情浓——朱自清的诗”、“久远的记忆——朱自清日记”、“文采飞扬——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与清华中文系”、“馆藏珍品——老馆大库朱自清签名本”以及“朱自清手迹”。

在这些展品中，最为珍贵的自然是朱自清签名本和朱自清任代馆长时选购图书的批阅清单。

在展品中，焦阳特意提到了《我们的七月（1924年）》这本书。根据馆藏章判断，该书是清华学校期间（1912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所购进图书，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七月出版，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再版，每册定价大洋五角。

有趣的是，这本书与朱自清有着冥冥之中的缘分。

1920年6月，朱自清从北大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9年，鲁迅、刘大白等人在此教书）的校长，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希望校长能够帮他推荐几个合适的学生做教学辅导员，蒋梦麟便推荐了朱自清和俞平伯。于是，那年秋天，在去杭州的路上，朱自清和俞平伯开始了两人持续一生的友谊。在“一师”，两位年轻人在教书之余，开始了文学活动，相互切磋诗艺。

俞平伯在浙江一师工作了半年，在年底便回到了北京。朱自清也于一年后离开了一师，前往自己的故乡扬州，到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到任不久，就因为诸多原因辞去教职，经友人介绍，他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在上海，朱自清认识了叶圣陶，他也得以将更多热情投入到文学上。1922年初，俞平伯和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创办的《诗》月刊创刊。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最早、以提倡新文学为主张的进步诗刊，在当时备受关注。《诗》月刊创刊后，俞平伯和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交往颇为频繁。不过，在《诗》月刊正式出版之前，因为中国公学的“风潮”，朱自清被迫返回浙江一师。后来，朱自清在台州、宁波、温州等地多所中学辗转，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夏丏尊、丰子恺以及朱光潜等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伴，也为朱自清的教师生涯带来不少欢乐。

1924年，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名为《我们》，逐期以出版年月作为书名，第一期就是《我们的七月（1924年）》。这本书里有论文、小说、诗、戏剧、小品、札记、通信并精印书画、摄影等。这本书用瑞典纸印，格式新颖，封面为丰子恺的作品：《夏》。《我们的七月》一书中收录了俞平伯《鬼劫》、叶圣陶《泪的徘徊》、朱自清《温州的踪迹》、刘大白《旧诗新作》等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朱自清怀着悲恸的心情写下了《血歌》一诗，此时《我们的六月》已经付印，为了配合“五卅惨案”的斗争，朱自清临时将《血歌》刊在《我们的六月》的扉页上。

当年朱自清是《我们的七月（1924年）》中的一名作者，未曾想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将这本书买入几年后，朱自清成为图书馆的代馆长。

焦阳说，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在该书中作品的相应位置，分别有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的亲笔签名。“一般情况下，签名本的图书中有作者的签名是非常普遍的。但这本书有如此多的大师联合签名，实属罕见。”

多位作者联合签名，或许与当年朱自清他们创刊时的设想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七月（1924年）》创办时，杂志独具一格，除封面设计者丰子恺署名外，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的名字。几十年后，俞平伯曾做过解释，“之所以《七月》不具名，盖无深义。写作者自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

不过，这种“新潮”的方式，造成了读者不习惯，大家议论纷纷，引起多方猜测。朱自清和俞平伯商量后决定，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在《我们的六月》出版时全部署名，同时附录《我们的七月》的目次和作者的名字。或许在1927年，《我们的七月（1924年）》再版时，各位作者便在相应的文章那里，补上了各自的签名。当然，这都是后来者的猜测，至于真相如何，早已湮没在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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