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修造的“东北第一城”

盛京城依旧在成长之中……

每次玄烨东巡东北，总是带着功成的豪气，因而无忌于寒暑，一在仲春二月，—在孟冬十月，都是北国山区冰雪盘踞的时节。玄烨的思路，没有被那荒凉侵蚀，相反，他心中只有澎湃的爱新觉罗家族的故事，那些死去的、未死的英雄偶像。

玄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用这个回忆的模印，将曾经的辉煌，带回这座老气横秋的城市。

其实早在康熙五年（1666）的时候，玄烨就在这座城市里设立了奉天府学。从此奉天的学生不用再背着包裹，披星戴月地从盛京到锦州山海关经过漫长的旅程，远去寄籍永平府寄宿求学了。这也启动了东北地区清代儒学的正规教育。玄烨在此次还规定，奉天府学的教员可以与直隶江苏、安徽教官通用，从文化发达处输入教员，这明显是对奉天缺乏人才的现状给予了支持。于是就在那年盛京的文庙多了几分气魄，庙中增建了学宫、启圣祠，并且对孔夫子进行祭祀。

康熙二十五年（1686），文庙内竖立玄烨亲撰的“至圣先师孔子赞”，这位从小读书苦到咳血的皇帝，由衷地赞美着孔子的至高至大。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在文庙大成殿里悬挂御书“万世师表”匾额。一些年以后，玄烨又免去了锦州山海关旅程上的另一批离人之苦。福临曾经规定，盛京看守陵寝及山海关各处城守章京等职位，均由北京派授。于是一代代官吏携家带口，身赴辽地，而前一任在北京的房屋田地都留给新任官吏，常常导致前官的孤孀因为生活无所倚仗再无法回京，如果留在关外，依旧是生活困苦、无所着落。玄烨感慨之余，规定这些官职不再自京补授，而是直接由盛京大将军选择贤能者顶补，既免除官吏迁移之苦，又给盛京人才广阔的升职空间。

与此同时，玄烨更给这个边塞的重镇以钢铁般的意志。康熙十八年（1679）玄烨特意批准户部拨地给盛京附近的新满洲官兵，这表明新满洲承担军事驻守民事垦荒事务，已俨然成为盛京城市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了。新满洲是与福临“从龙入关”的老满洲相对而言的，他们填补着征服全国三藩之乱等等战争后的军事空白，玄烨甚至发布过凡招编100户新满洲者给头等军功的命令。

但这批新满洲成员，却大多由黑龙江、吉林、内蒙一带的赫哲、索伦等边区56姓少数民族组成的。其时，由于当时沙俄的不断骚扰，当地的少数民族向玄烨请求内迁，编入八旗，这样既可以保护本族，又可免受沙俄的侵袭。这些人组成了总计有78个佐领，大约有一万兵丁以上的军队。其中有17个佐领驻守盛京。开始时，玄烨曾打算拨盛京熟地给他们耕种，但恐怕种熟地的汉民农户受到侵扰，造成社会不稳，于是改拨盛京城附近荒凉的草甸子，令其开垦耕种，这批新满洲也完全改变了长白山大兴安岭里面的渔猎方式。这一年拨给新满洲田共1458垧，房55间。

其后，仍有新满洲人员充实到盛京来。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有418名壮丁披甲从军。三十八年（1699）有243名壮丁编入新满洲。被不断编入盛京的新满洲，给这座城市带来一片生机，“奉天八关厢，多有达子营。新满洲所居也。从塞外投城随旗披甲，建官房安插之，每一家给草房三间，土垣绕之，累累栉比如村落云。

同年盛京城来了年轻力壮的一批新满洲，他们是伯都讷、齐齐哈尔等地的锡伯族壮丁，他们是盛京城里最强壮的战士，前后总共54个牛录的锡伯族人，在百年之中为盛京开垦了40万亩的荒地，他们很快在这座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庙。

康熙十九年（1640），盛京城建，终于有了新的起点，玄烨批准增修盛京边墙。这意味着——盛京城有了超过以往一倍的规模，甚至有了—个国都的风范！

盛京城的模印，是皇太极在明朝沈阳的基础上改建的，原来四门加为八门，原来的十字街改为井字街。而玄烨则用夯土筑墙，再开八个边门，由大南边门对大南门，由小南边门对小南门……从此，沈阳有了八门八关之说。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微妙的词语，它总是隔开一些定义，让人们树立另一些定义。

渐渐地，皇太极时代的内治门、抚近门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了。盛京缭墙与缭墙内外的士兵，使盛京的市民有了崭新而自我的意识，这座城市，不再是建立在曾经的记忆的基础上，而是规模宏大、地位特殊的东北之都。

尽管每次离开这座城市时，盛京城里的文武大小官员．兵民、商贾耆老妇女、童稚，全城的人们都自发地聚集郊外，衷心地为他叩首欢呼，为他焚香跪送，但玄烨的心里还是很清楚，他带给盛京的不是奢华而是勤俭的方法，不是给这座城市以现实的恢弘，而是在缓慢的时光中雕刻着这座城。

盛京城最豪华的兴建，还是玄烨亲政之前，在盛京故地的先祖陵园，不断大兴土木进行修缮。包括给福昭二陵改建地宫，以安放帝、后灵柩（这迷宫一样的建筑，甚至让今天的人们依旧搞不清楚），扩建了享殿，新建明楼（陵墓正前方的高楼），镌刻皇帝尊号的石碑。

而康熙年间，对故宫的两次修建，很像当今的许多烂尾工程一样，漫长而频频中断。不同的是。一个是因为战乱与节俭，另一个因为自私与狡诈。玄烨对故宫的第一次修建竟然长达14年，那时因为三藩之乱，内务府三旗经常披甲出征，修缮人力不足，使修缮常常中途停顿。如康熙十五年（1676），清宁宫修建过程中，就因烧制黄瓦额丁披甲，导致制砖瓦夫不足。而且，修建经费之节省，竟然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程度。当重修清宁宫、凤凰楼等主体建筑时，先拆了飞龙阁的砖瓦木料，又拆了巴图鲁王府，这才对付上了。甚至拆下的旧砖，也“皆谨慎砍磨后再砌，而且尽量用完。”

节俭的现实很容易让人接近理想，康熙三十年（1691），由盛京礼部提出、工部承造，礼部负责，盛京开设八旗官学义学。八旗义学继续着满洲人马上的理想，其中的满学班中，学员仅学习满文、满语，不许教习汉文汉语。义学的核心无非是“国语”、“骑射”的精神培养，而五年之后毕业生直接分入盛京衙门。盛京的样板作用开始了，这种义学模式很快在吉林、黑龙江的很多地方兴起了。

不过，汉文化来得更加激情澎湃。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奉天府尹署萃升书院的开讲，则是盛京浪漫情怀的高峰。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私人教育机构，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书院一般都由地方著名士绅出面筹划，集资倡议开办，也大多数得到当地官员的支持，甚至共襄盛事。因此，书院是一个地方教育风气纯正的标志与顶峰，而在清代，东北地区则以萃升书院为最早、最为著名。

书院当时条件非常简陋，常常借官府公款，一句话，可以拿纳税人的钱放贷生息，再加上书院所属的学田出租收入，大体可维持书院的费用。而在这家相当于盛京翰林院的书院里出现了盛京最著名的人士，王尔烈、程伟元、缪公恩等人，出现过金科豫、金朝觐等才子。

“萃”与“升”为周易的二卦，意味着荟萃与飞升，在这两卦中，可以透露当时盛京人心的蒸蒸日上。这很像康熙时代本身，由于高远的志向，甚至能贯穿二百年的时光。一直到了张学良年代，萃升书院仍是东北文人复兴文化的梦想与标志。

萃与升脱离了记忆，成为一种文化的衡量，在东北，尤其是盛京一次次大起大落中，描述着这座城市思维的深度与浪漫的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