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刻骨铭心》书封。

人物名片

叶兆言，一九五七年出生，南京人。一九七八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八六年获硕士学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五百万字。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雪地传说》《左轮三五七》《我们去找一盏灯》以及各种选本。

以《夜泊秦淮》等一系列新历史小说被写入文学史的小说家叶兆言先生，在过去的数年里反倒是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的散文集，给读者的感觉是他作为“副业”的散文家身份有压倒“正业”小说家的趋势。

不久前落幕的第16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将“年度杰出作家”颁给了叶兆言。评审委员会在授奖词将他的散文与小说创作并举：他的散文，言浅可以托深，微小可以喻大，诚恳庄重而趣味横生；他的小说，叙事力求现代，细节力求实证，恍兮惚兮而真假莫辨。首发于2017年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和散文集《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乡关何处》等作品，有读书人的守旧，也有写作者的创新。尤其是《刻骨铭心》，以每个人在乱世仍倾全力而赴之的爱与痛惜，来烛照今日溃决的人心，更显个体在巨变时代里的渺小和无力。

《刻骨铭心》首发于2017年第四期《钟山》杂志，经作者增写一万余字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篇小说的背景，选择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城。当时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刻骨铭心》虽有着极为详尽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在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在评论家贺邵俊看来，“南京尤其是南京近百年的历史，是叶兆言的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面对这些资源，面对自己生长的城市，我想他始终都在提醒自己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通过人物小历史去触摸时代大历史，这是他创作上最大的特点。《刻骨铭心》也一如既往地秉承了这一特点。”

“我写的一定不是历史小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走出狭窄的历史观，随之兴起的新历史小说背后都试图传达一个“新”的开放化的历史观。“所谓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用后现代的方式、完全解构的方式否定大历史，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堆碎片。”贺邵俊说，相形之下，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显得有些“逆潮流”，“他从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活进入到历史，他看到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关系，他并不是否定大历史只写小历史。他实际上是要通过小历史去触摸大历史。”

《刻骨铭心》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并未围绕一个宏大的事件去组织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写的都是一个一个人的碎片化的情感生活、人际交往。当这些人各自互不关联的生活碎片汇集在一起时，原来最终拼出的却是一幅大历史的图景。

记者：对于新历史小说，评论家潘凯雄有个观点：很多作品明显是为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人、某一个知识翻案，那种文学的感觉却消失掉了。即有“新历史”但无“小说”。他说他读您的新历史小说时的感觉，先一定是小说，然后才会琢磨背后的历史。您本人如何处理小说虚构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

叶兆言：我写小说有条非常清醒界限，即小说是属于虚构的东西。所以我写的一定不是历史小说，我写的就是小说。虚构文学有虚构文学最基本的规则，虚构也有游戏规则的。所以我告诉自己，如果写的是小说，那就要按照虚构的东西来操作，就像打篮球一样，你必须按照篮球的规则，而不是按照足球的规则。所以在创作小说时，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重要的，虽然我很多作品写了大量历史的东西。

在我看来，在小说中处理历史就是一项技术活，我之所以采用一些历史素材就是为了吸引读者，让读者相信我说的可能是真的。所以历史细节在我的小说中只是一些包装，重要性不那么大，唯一要保证的就是做得逼真。作为虚构小说的写作者一定要提醒自己，小说中仅仅只有历史显然是不够的，小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你最想表达的东西。

记者：读《刻骨铭心》，仿佛从故纸堆里拎起了南京的过往，打量、斟酌后随意地切割出1926年8月至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那一段岁月里的南京市井。您是如何积累这种历史细节的？

叶兆言：我比较幸运，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有两年整天泡在图书馆，对旧的文学刊物和旧的报纸很熟。

这样最大的好处是，看了很多旧报纸、旧刊物后，历史感觉特别强，比如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纸，就比看当时的历史教科书更有直觉。对于作家来说，只要能记住这些东西这种感觉就行，就可以随时通过一些历史细节回到历史场景中。我的小说中间常会出现这样的软包装，我也知道有时候很容易把人蒙住。但我作为写作者，也是在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能过多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很容易，容易的东西对于写作者来说恰恰有可能成为问题，因为你轻车熟路，别人很佩服你知道的东西很多，我可能就会变得看上去高明，但其实很肤浅。所以你问我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轻车熟路、不要陶醉其间，而是尽可能让自己跳出来。

“一个作家不能总是以土特产的形式出现”

叶兆言自小在祖父叶圣陶先生身边耳濡目染，家学渊源深厚，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后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文字功底坚实。媒体采访他时，难免会提及他与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的文学之路。对此，他总觉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三代人的文学之路截然不同。但是对于语言文字，他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情感。

没有语言和文字，意味着什么？在《刻骨铭心》开篇中，叶兆言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哈萨克族的中国作家因移居外地，语言不通，陷入“说不了”“写不出”的恐惧中。“我完全无法想象自己写不出东西的样子。”他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写作也是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对于写作，他认为一个作家不能总是以“土特产”的形式出现，写作者需特别提醒自己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记者：您怎么看您的“写作”呢？

叶兆言：我最大的幸运是很喜欢写，一直沉溺在写作中。我平时的生活场景是，我是一个应该写作的人，我只要正常写作，吃饭也香，睡眠也好，所有生活都正常。只要不是正常写作，各方面都不对，我的命运好像注定要写作。幸运的是我基本可以沉浸在写作的生活中，完全生活在写作中间。

记者：新书为什么取名《刻骨铭心》？

叶兆言：书里面的故事我早就有了，但一直没有写，因为脑子里有很多东西，虚构的、非虚构的，会想很多东西，历史的、现实的。有一天我看到“刻骨铭心”这几个字，我好像找到一根可以串起珠子的绳子，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是珠子，都是散的，我发现“刻骨铭心”这根绳子可以把它们都系起来，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结构的话，就是“刻骨铭心”这个绳子把零散的东西结合起来。

记者：鲁敏老师评价《刻骨铭心》时说这是“最南京的一部小说”。其实“南京城”是您特别重要的写作对象。您怎么理解地域和作家之间的关系？

叶兆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就是熟悉那个地方，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是反对地方主义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回避地域问题，一个作家不是写南京就是写北京，这块土地一定存在，至于这块土地是北京、南京还是上海，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写作者和阅读者有不同的思维，我作为写作者特别提醒自己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你也不能说我是卖土特产就靠土特产生活，因为文学是有世界标准的，你必须创新，必须跟以往的文学作品不一样。所以如果仅仅是土特产的话还是有问题的，不应该这样。（郑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