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战胜利前夕，阎锡山抗战就有些心不在焉，求胜之心不是主要。那时候他意在事后，而不在当时。为了再次夺回山西占有权，阎锡山不断宣传出“收复山西”“解救山西”的口号，暗自转移行营，不惜利用日伪军等投敌叛变分子，将其收入自己麾下，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提前在敌占区布局，以求胜利时及时下手。

虽然阎锡山使用了各种办法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面对新派势力，他总觉得自己能力弱小，担心种种，为此他将算盘打到了日军身上。就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前几个月，华北日军参谋长专程赶到太原秘密会晤阎锡山，向阎锡山提出希望去帮助协调做好重庆市政府和蒋介石的工作，以图不在全世界公开宣布投降的可能。借别人求助的机会，阎锡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多次给对方做保证，表示在投降之事上会给予各种关照和待遇，以达自己“寄存实力”的目的。

一贯以自身利益为主，善于维护和利用各种关系的阎锡上经思考，当然没能将日方提出的请求当做事情去做，而以蒋介石是中央政府负责人，其与同盟国关系甚好等话语，给对方拖词，结果对方的请求没能实现，而阎锡山自己的想法却不同程度变成了现实。

抗战胜利后，中央规定各地举办日军受降仪式，而在山西，阎锡山却已将驻山西日军进行了“改编”，明显与中央的规定相违背。那让外界如何知晓山西境内的日军也和各地一样，在受降仪式上正式受降呢？于是阎锡山向外界制造了一个假象，隐瞒了一切。

阎锡山觉得，日军既然愿意接受自己收编，而非要举行受降仪式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双方的感情。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日军出操期间，专门命令自己的部队在附近架起枪支做样子，并要人把现场拍了照片，随后将照片上交到统帅部，以及同盟国，作为在山西日军的正式受降资料。此后很快，日军穿着中国军队的衣服，成为了阎锡山的新“部队”，为了怕人发现端倪，进一步掩人耳目，阎锡山还命令人将日军枪械上的标志全部处理，并统一在原处加工压制带有“晋”字标签的钢印。而在人员安排上，阎锡山也颇为“客气”，曾经的侵华日军重要将领澄田被阎锡山特聘为二战区总顾问，山冈被聘为副总顾问，原日军驻太原独立步兵第十旅团长板津直俊被聘为太原警备司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