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马勇

（本文为《清末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一文的下半部分。点此阅读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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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记忆与借鉴

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停留在“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莫名亢奋中的时候，先知先觉者已经对中国问题充满了忧虑，开始重新估量明治维新的意义与价值。

重新认识明治维新价值与意义的是黄遵宪。黄遵宪是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赞随员，他在未出国之前已隐约含有对现状进行改革的零星想法，因而不愿沿着科举道路继续前行，而是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只是由于他在出国之前并没有接触外来思想文化的机会，所以他所期待的改革也不过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并不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他刚到日本时，明治维新已有十年时间，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很大改变。对于这些改变，黄遵宪基于自己先前的政治理念以及初到受日本守旧文人的影响，总觉得明治维新导致“举国西化”，“民半狡黠异常”，可能是有问题的。来自故国的道德优越感，使黄遵宪觉得有责任向日本人宣讲中国传统道德的精义。

随着对日本社会各方面的深入了解和实地考察，黄遵宪对明治维新和日本社会变化的看法也在改变，他是中国人中比较早地意识到明治维新可能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意义，不仅改变了日本历史，而且将深刻影响世界，影响亚洲，尤其是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根据日本的经验，黄遵宪逐步树立了“太平世必在民主”的政治理念，真诚告知中国人：“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在思想感情上，黄遵宪已完全倾向于维新变法，倾向于中国模仿明治维新的模式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

黄遵宪

基于这种认识，黄遵宪在悉心处理公使馆事务的同时，利用一切剩余时间仔细考察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考察明治维新的过程、措施及其经验得失。他越来越感到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近代国家的关键，其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中国必须尽快放弃先前二十年只顾发展经济和军事，不愿改革政治的畸形变革，尽快仿照明治维新的思路，将政治、经济两个轮子同时转起来，虔诚地仿效日本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东人赢得似西人”。

黄遵宪对日本的理解和介绍，彻底颠覆了中国人先前的看法，他在《日本杂事诗》这部书中对明治维新持积极态度，将日本同中国作全面比较，表现出想要把中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的巨大热情。正如周作人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将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当作诗看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这部诗集中看出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其次是日本事物的记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在中国士大夫中所发生的影响，主要还是思想方面的，这部书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中国后来维新变法的政治启蒙读物，从1879年该书由北京同文馆初刻本算起，稍后由王韬在香港《循环日报》馆刊刻，接着有日本东京凤文书房翻刻本，至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兴起，《日本杂事诗》至少有九个不同版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士大夫愿意通过这部书去了解明治维新的进程、内容和意义。

明治维新是以下层武士集团为主，联合京都贵族及工商资本家一起推翻守旧的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君主立宪政体。对于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黄遵宪感触极深，他在《日本杂事诗》第六首中盛赞倒幕维新的中兴之功，并赞美西学大行尤其是民权自由之说的倡行。

官制改革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1867年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在废除摄关、幕府的同时，规定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国务万机。明治元年三职制改为太政官制，太政官统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初步建立起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黄遵宪对于太政官统领下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高度赞赏，以为权力分合有致，最为合理。

明治八年，日本的官制改革继续演化，设元老院为议政机关，大审院以主司法，参事院以定职制章程，会计检查院以掌岁出岁入之科目、预算决算之报告。又分设内务省、大藏省、海陆军省、文部省、农商务省、工部省、司法省等，分掌各部分事务。日本中央政府层面的行政体制基本成型。对于日本的行政体制改革，黄遵宪给予充分肯定，以为这个体制对议政与行政进行了必要的区隔，解决了上下不通的政治难题。

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世官益多，用益繁，大率皆取民之半，甚者或六公四民、七公三民，所以德川幕府时期的百姓生活痛苦不堪。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租税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诸侯悉去图籍，奉田归公，由政府规定将租税减为十分取三。明治十年初，复减为二分五。对于这些改革，黄遵宪高度认同，由衷赞美。

所谓明治维新，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建立一个近代的法制社会，所以法律制度的建设就构成了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治理只是凭借长官意志，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明治维新后，日本参照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兰西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和《刑法》，交元老院讨论后颁布，明治十四年开始施行，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一个法制时代。对于这前后变迁，黄遵宪给予肯定。

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警视制度，是明治政府健全法制的一个重要措施，这对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活和生产的正常进行，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黄遵宪给予高度关切和热情期待，称颂这一举措为“西法之至善”，赞美巡警是“花棒横持当佩刀”，消防警察是“独龙报道人家火，楼上悬钟早乱敲”。黄遵宪后来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时，就不遗余力仿照日本的经验推广警察制度，创建保卫局，此乃近代中国警察制度之最初尝试。

明治维新是一场典型的富国强兵运动，特别在强兵方面，由于明治政府具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所以一直对强兵给予高度关注，仿照西方近代国家建立军事工业，舍弃先前的冷兵器，制造和使用热兵器，在武器装备上向近代国家看齐。至于在训练上，明治政府于1872年发布征兵告谕，仿效西方国家改革兵制，分陆军为三种，即常备军、后备军和国民军。兵种为五，即炮兵、骑兵、步兵、工兵、辎重兵。设六镇台即六个军区，各兵种均由各镇台所辖之国郡征集，以充地方之守备。通过兵制改革，使日本迅速建立起一支近代化的新式军队，在随后的战争实践中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迅即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黄遵宪虽然不知道日本富国强兵必然导致中国最大的失败，但他无疑是最早看到日本的军事改革对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而他真诚赞美改革后的日本军队“中将登坛妙指挥，宫妃鹄立亦戎衣。连环拐马连珠炮，更请君王看一围。”

与军事体制改革相关联的学制改革，日本的这一情形与后来中国在戊戌年间的情形非常相似，只是日本更多是出于一种主动，而中国则是被动挨打后的选择。1872年8月，明治政府发布有关改革学制的布告，宣布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规定今后一般人民（华、士族、农、工、商，及妇女）必须接受新式国民教育，“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父母有责任让其子女接受小学教育。由文部省制定学制，统一管理全国学政。全国设八大学区，各大学区下设中学区，中学区下设小学区。每大学区设大学一所，中学三十二所，每中学区设小学二百一十所。撤销旧有学校，按照新学制重新设立新式学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实行“文明开化”政策，推广国民教育，仿照西方国家设置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大学等一整套新式教育机构，健全和完善了新式教育体制。日本的学制改革和新式学校的设立，为日本的近代化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和有用人才。在黄遵宪看来，日本的教育革新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其派遣留学生、创建新式教育等都是最值得中国人借鉴的一项重要内容。

至于近代教育中的女子教育，明治政府给予高度关切，明治九年设立女子师范学校，最初专为培养士族、华族出身的女子，三年毕业后得为女师。女子师范学校也以西学为内容，学校的等级次第，在整个教育体制序列中大致与中等学校相当。对于日本的女子教育，黄遵宪表示认同，称赞经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生活情趣上有了很大变化，“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

除政治、文化、教育改革外，明治维新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鼓励资本主义发展，建立一套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规章和法律制度，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在殖产兴业政策主导下，政府鼓励企业采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采矿藏，发展民族工商业。所谓殖产兴业，其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政策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成长。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于1874年上书政府指出，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他建议政府奖励人民致力于工业，利用国家天然之利，扩充财用，巩固国基。建议政府劝农励工，振兴商业，扩张对外贸易，以刺激国内工农业生产。这些建议构成了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基础和指导思想。其劝农政策一是西方国家办农业的经验，创办农业试验场、国营农场、畜牧场等；二是鼓励大批武士从事农业垦殖活动。所谓励工政策，一是大力创办以军工企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二是通过大量发行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鼓励民办企业，刺激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这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及效果，引起黄遵宪的极大关注和赞赏，以为后发展的中国，资源丰富、地大物博，然而要想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真实的财富，就需要像明治政府那样，认真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采用西方国家先进设备，这样事半功倍，其利无穷。

除工业上的新技术外，明治政府还非常注意农业技术上的改进与创造，大量引进西方技术进行花木栽培和家禽等物种的改良，将西方国家树艺养育之法有关方面的书籍，均翻译成日文，以供日本相关劝农机构参考推广。对于日本维新政府这些做法，黄遵宪在其《杂事诗》第一百四十一首“重译新翻树畜篇”及其自注中形象记述这些事。其第一百四十二首“一望高高下下田”则赞扬日本科学种植水稻的方法。其第四十六首“维摩丈室洁无尘”称赞日本维新后开设的新医院采用西方技术，“甚善法也”。

近代国家与前近代国家的本质区别说到底就是一个公天下还是私天下的问题。前近代国家以私天下自居，所以没有什么公共财政，不需要向百姓介绍、公开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而近代国家变成了公天下，即便在君主立宪政体下，政府也不过是百姓和君主都可使唤的仆人，所以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必须向人民公开。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遵循这个原则每年将收入支出账目造成统计表，公开发表，以体现仆人对主人的忠实。对于维新政府的这些做法，黄遵宪赞叹不已，以为“统计表者，户口、赋税、学校等事，皆如史家之表，月稽而岁考之，知其盛衰，即知其得失，仿西法善之善者。”在《日本国志·食货志》中，黄遵宪用很大篇幅详细介绍日本明治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国家制作经济数据统计表的做法，期待中国行政当局在规划管理中国经济时参考。

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新事物，对于这些新事物，黄遵宪从最初的新奇转为羡慕，于是向国人热情介绍，希望这些日本的新事物也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新的进步与发展。杂事诗第五十首说：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

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这是说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社会在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民间办报的风气大开，言论自由，但也不得信口雌黄，该诗自注特别介绍日本政府仿效西方国家制定的诽谤罪：“新闻纸山陬海澨，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借此以达，故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议罚鍰，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

社会进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国历史上虽然文化灿烂，但对广大的百姓而言，文化还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中国一直没有面向一般民众的藏书楼、博物馆，民众的文化生活生活空间一直局限于狭隘的范围。所以，当黄遵宪在日本看到各地遍设的博物馆，凡可以陈列之物，无不罗而致之，以广见闻，以增智慧。于是黄遵宪向中国人热情推荐这一文化创举，杂事诗第四十七首写道：

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

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

据研究，在《日本杂事诗》初刻本154首诗中，涉及明治维新的就有或明治初年以来新出现的各种新事物的就有四十多首，由此表明在黄遵宪思想深处对明治维新留有深刻影响，在潜意识层面试图以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激励国人发奋为雄，重振国威。他在这些诗中形象介绍明治维新各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因维新而发生的变化，对明治改革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新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致。

黄遵宪盛赞日本明治维新各方面的创新，但其落脚点依然归结为中国必须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全面变革：“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很显然，这个思想表述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康有为。

《日本杂事诗》用形象的文学语言向国人传递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信息，然而这种文学语言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但毕竟不是历史事实本身。所以，为了向国人传递正确的明治维新信息，黄遵宪到日本不久就开始有意识涉猎相关文献，准备撰写一部详细全面介绍日本历史文化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所发生的变化，以为国人之参考，激励国人像日本人那样埋头苦干、发奋图强，变法维新。这就是他的名著《日本国志》的写作背景。

黄遵宪在后来表述自己编撰《日本国志》的心迹时说：“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其凡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朝夕编辑，甫创稿本。”也就是说，黄遵宪从到日本任职的第三年即1879年就开始《日本国志》的写作。其《日本杂事诗》之《自序》也说：“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换言之，《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在黄遵宪的预设中，是相辅相成的姐妹篇，各有分工又互相照应，《杂事诗》中的“小注”常有“详见《日本国志》”、“别详《日本国志》某某志”等字样，而这些“小注”中文字也往往构成《日本国志》的内容。从表达方式看，《日本杂事诗》是以诗的语言出现，配以繁简有度的评语；而《日本国志》则是以史家之眼光、格局，以通志的体裁表达日本的历史文化特别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文化。书中以描述日本的历史文化为经，以评论得失为纬，每志均有“外史氏曰”，间亦有发议论处，或以某种加注进行表达。这些评论与注释都是在阐发著者的思想见解，或者说是黄遵宪在阅读整理日本史料时的感悟、启示，或者说是期望将这些感悟、启示介绍给国人，激励国人奋起直追，像日本人那样完成变法维新大业。可见在黄遵宪写作这两部书时已有通盘考虑，希望读者将这两部书结合起来使用。

《日本国志》是黄遵宪仿效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通志》体例著的国别史。由于黄遵宪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强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著书原则，因而《日本国志》在黄遵宪著书之初实际上是当作日本的近代史、现代史来处理的，在他的潜意识中，《日本国志》在本质上就是一部“明治维新史”。这部书系统介绍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和经验教训，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以启发国人，为中国的变革提供参考。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特别是1895年维新时代开始后，黄遵宪介绍的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康梁等人的思想中，有很多内容直接来自黄遵宪的这部著作。

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以史家笔法对明治维新改法后师从西方近代国家所制定的典章制度详加考订，条贯古今，追溯源流，通其原委，究其实际，下意识注意挑选那些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与特征的内容。这一点在《日本国志·凡例》中阐述的明白无疑：

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

很显然，黄遵宪期待读者不要将《日本国志》仅仅当作一部日本历史的书，而是要将这部书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改革任务结合起来阅读。

黄遵宪的期待在同时代人中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从阅读接受层面说，当时的中国人但凡阅读过这部书的，几乎没有人单纯地把它看作日本历史文化教科书，而是将之视为谈时务、讲变法的政治书。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最早读过《日本国志》的中国人，更是清政府中的高官。《日本国志》1887年完稿后，黄遵宪即将之誊写四份，分别送给李鸿章、张之洞和总理衙门。

在随书写给张之洞的报告中，黄遵宪表示自己奉命出使，在外九载。到日本后，周咨博访日本维新以后在官职、国计、军制、刑罚诸大政方面的模仿西方所进行的改革，根据这些资料，创为《日本国志》一书，其中若《职官》、《食货》、《兵志》、《刑志》等，胪举新政，借端伸论，以期能够为中国执政者所利用。

黄遵宪的自我评估大体合乎事实，张之洞在浏览了这部书之后认为，《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尤其是对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均能会通参考，具见著者并不是单纯书斋中的学问，而是究心时务，有感而为。

李鸿章在阅读后也承认，《日本国志》叙述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志》、《刑志》、《学志》、《工艺志》等，皆能博稽深考，于明治维新改从西学等政治变革原委曲折，均能考订赅备，其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

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阅读体会中不难看出，《日本国志》的重点主要在于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作者借日本的维新变革以启发中国人效法日本变法自强，不要继续划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发展这一单一层面上。

在《日本国志·国统志》中，黄遵宪详细介绍日本由培理舰队叩关被迫开国到倒幕维新各项改革的基本完成，差不多是将明治前期的改革事项逐年逐月分条胪举，其内容大致分为除旧与布新两个方面，认真分析明治维新的前因后果，具体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前近代的幕府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并将明治改革的各项措施了系统梳理，给中国读者一个相对完整清晰的明治维新观。

对于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黄遵宪在《国统志》中认为，主要是由于德川幕府的腐败黑暗统治，使得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再加上不期而至的西方势力的压力，激发了爱国之士的变法热情，于是二三豪杰乘时而起，倒幕府而尊王室，卒以成王政复古之功，国家维新之治，也就勃然兴起。黄遵宪高度赞扬下层武士阶层对明治维新的巨大贡献，以为武士们所倡导的尊王攘夷乃忧国忧民之举，维新运动就是日本民族的爱国运动。黄遵宪对那些因昌言尊王攘夷而遭到幕府迫害的维新志士深表同情，对于明治政府后来大力提升下层武士担任新政府要职则深表欣慰，以为明治政府以西乡隆盛、木户、板垣、大隈等为参议，以大久保利通为大藏卿，故家士族束之高阁，居要路者多为新进平民，而这些新进平民益奋袂攘臂，以图事功，故而维新规模愈益扩大。

对“尊王攘夷”口号，黄遵宪给予很高评价，以为维新志士提倡尊王，就是准备假借天皇与幕府之间的矛盾，达到倒幕维新的目的。所谓攘夷，在黄遵宪看来，并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用以激励日本人对幕府的仇视。因为德川幕府当时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国民深受其害。当幕府制度推翻后，维新志士便决然变计，大开外交，迅速放弃以前攘夷主张，主动与外国通商，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要求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尊王攘夷实际上是要达到倒幕维新的政治目的，并不含有狭隘的排外主义。

基于对明治维新前因后果的精密分析，黄遵宪的结论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如不变法自强，必遭亡国灭种之祸。印度、埃及、波兰等因守旧不变而遭到瓜分而亡国，相反，东邻蕞尔小国日本随机应变，由于变法维新，奋发有为，励精图治，不数年即成富强之势。在黄遵宪看来，日本的成功是中国的最好榜样。中国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样奋发有为，变法自强，就必将重蹈印度、埃及、波兰的覆辙。

黄遵宪认为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关键因素是明治政府实行了政治制度改革，而不似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政治改革按兵不动，而一味进行经济建设。在黄遵宪看来，中外一切改革的症结都在于能否在政治上找到办法，如果政治上有办法，其他方面就有办法，如果政治上没有办法，即便其他方面有些办法，也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足以化解社会所面临的根本危机。政治制度改革不只是经济改革的基础，而且是一切改革的出发点。泰西各国之所以能做到上无壅财，国无废政，而民亦无游手好闲者，其国号称太平大治者，原因就在于泰西诸国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有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就能够做到举一国之财治一国之事，仍散之一国之民，就能够保证社会制度结构的正常运转；就能使其官无清浊之分，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其分职施治，有条不紊。

政治制度改革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黄遵宪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改革官制，二是建立议院。在《日本国志·职官志》二中，黄遵宪详细描写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官制改革，特别是对仿照西法而创建的新制度详细介绍。

对明治政权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黄遵宪高度赞赏，以为议政、行政不可归一，议政官有议定、参与，议长皆主议政；行政官有辅有相，皆主行政。这样的三权分立是最理想的政治体制，以相互制衡保障公民自由。

黄遵宪还格外注意明治政府对新官员的任用、提升方式，除了注意他们的政治操守外，更注意他们的西学知识、行政能力。很显然，黄遵宪也希望中国在从事维新变法的时候，能够大胆起用勇于变革的下层官员。

通过对明治维新官制改革的考察，黄遵宪确信中国必须走日本已经走过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体制，采纳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而这个议会制度又必须以地方议会，即府县议会为基础，以为日本的府县议会制度仿效泰西，以公国是而伸民权，意甚美。所以当黄遵宪后来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时，格外注意地方政治的建设，注意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以变官吏专制之治，建设一个法治社会，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制于法律。

在《国统志》、《职官志》中，黄遵宪以进化论的观点观察由明治元年天皇下诏变法到明治八年敕建立宪政体的历史发展，以为维新后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下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于是设立地方议院制度便成为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黄遵宪详细介绍明治初年建立地方议院的过程，其意愿当然是期望为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参考。

在《食货志》和《工艺志》中，黄遵宪高度评价明治政府颁布的“殖物产、兴商务”的经济政策，提倡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方面的考订显然也不是无关宏旨的闲笔，而是希望中国能够仿照日本努力发展民族经济。

在《兵志》中，黄遵宪仔细考察日本仿效西方国家改革兵制、建立新式陆军和海军，以及军费筹措、分配、使用，海军建设等情况。这些介绍与考订，不仅是要中国海军、中国军队能够以日为师，更重要的是黄遵宪比较早地意识到明治政府之所以不惜代价实行强军战略，其战略矛头实际上是对准中国。

在《地理志》中，黄遵宪一改中国传统史书《地理志》专讲地理沿革变迁的传统，除了讲明地理沿革外，更将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政治举措在行政地理变化中的作用一一道明，肯定政治举措在地理变迁中有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5

重走明治维新路

黄遵宪是1877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他的《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由同文馆刊刻印行。这一年，黄遵宪又开始《日本国志》的写作，其初编于1882年完稿，定稿大致完成于1887年回国后，其抄本开始在清政府政治高层中传阅，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都曾阅读过这部书稿，并给予很高评价。驻法国公使薛福成于1889年见到这部书稿，以为是中国几百年不曾见的好书，欣然命笔作序，并向清政府推荐黄遵宪为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

《日本国志》中传递的明治维新信息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关切，晚清流行的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建议，似乎都可以在《日本国志》中找到影子。但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上升状态，除了一些有识之士居安思危表达过一些“盛世危言”外，更多人的中国人依然陶醉在三十年的发展成就之中。

三十年的洋务实践使中国朝野无法认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模式，中国官绅依然相信中国面对西方的刺激、挑战，主要的还是经济上的问题，是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如人，而不是在文化根本、政治制度层面。因此，中国官绅也就无法认同日本明治维新的彻底变革。

中国在坚持旧有体制前提下进行着变革，从短视目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看，这个选择相对说来给中国带来的动荡最小、受益最大。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旧体制，所以经济的快速成长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西方各文明国家并没有因中国的经济成长而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相反总是因为中国旧体制的顽强而不断抱怨。

具有莫名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当然不惧西方人的口头抱怨，然而到了1894年，中国与日本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三十年举国之力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先前盛气凌人的中国人在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面前彻底丧失了文化底气，由先前的文化虚骄一夜之间变成文化虚无。

重新反思日本何以胜，中国何以败的根本，结果几乎一致认为是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近代国家制度，而中国三十年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于是中国官绅在甲午战后的反省，就是中国必须放下架子向日本学习，特别是要补上明治维新这一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获得正式出版，立即引起国人高度关注，梁启超借题发挥，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轻易将这部著作的价值低估，不要将之视为纯学术的历史书，《日本国志》对日本政事、人民、土地，特别是明治维新变政之故之过程，都有很细致很地道的表达，值得国人反复吟诵，并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稍后，在中国发生的所谓维新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学习日本，只是碍于老大帝国的面子，在很多时候谎称是向西方学习。然而接着所发生的所谓“戊戌维新”的“维新”二字，真实反映了明治维新在中国官绅心目中的印记。他们除了学习西洋，也向东洋学习了。而此时最重要的鼓吹者已不是黄遵宪，而是康有为。

据康有为自己说，他自1886年就注意到明治维新的划时代意义，并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他本人不懂日文，于是特地培养女公子同薇专修日语，至1896年，所得日文书甚多，乃令同薇翻译成中文，并据此编撰《日本变政考》及《日本书目志》。

康有为的这个说法还可以再探讨。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说，康有为的明治维新观应该主要来源于黄遵宪的介绍特别是《日本国志》，他基本上承袭了黄遵宪的看法，认为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大变官制”，“盖一切事皆待官而办，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能舞弊，而必不能兴利”。所以改革官制也就成为中国改革能否成功的大关键。通过《日本国志》，康有为认为明治维新以三权分立为政治体制的基础是近代国家得以确立的原则，是近代国家政体之本，三权立，然后政体备。所以，三权分立是维新变法在政治制度领域预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明治维新使日本的力量急剧上升，并终于成为中国的巨大威胁，经过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成果差不多毁于一旦。第二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蒙受从来没有过的奇耻大辱。知耻尔后勇、见贤思齐，是中国圣人的教诲。所以，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中国在甲午战前尽管有那么多人一再鼓吹应该像日本人那样虔诚学习西方，但总得不到朝野内外的真正重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邻蕞尔小国日本原本就是学中国，相信他们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然而到了战败，到了条约签订，中国人赢得起也输得起，很快就调整了自己心态，不仅潜下心来学习日本，而且在那不太长的时间里，竟然与日本的关系恢复的最好，朝野内外不断出现与日本结盟的呼声。

在甲午前后，康有为也是坚定的反日派，不过到了《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也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发自内心承认日本的成功，确信日本的经验有我中国所不及者。中国的未来，要必像日本人那样重走维新路。此后不久，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个“维新时代”。

维新时代的中国发奋为雄，全国上下确实洋溢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氛，然而经过差不多三年时间，至1897年底，德国人竟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紧接着，俄国、英国、法国等，都相继乘火打劫，中国的民族危机再次爆发。

胶州湾危机爆发后，康有为向清廷上了一份奏折，题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希望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详尽分析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甲午战后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筹划详明，绝无隐讳。康有为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强必群起而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州湾事件只不过是列强的借口而已。于是，康有为郑重警告清廷主政诸公：列强计谋得逞，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据康有为的分析，中国之所以在甲午战后，在度过了难得的三年“维新时代”之后，依然不被列强视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依然被他们任意欺凌，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无知，不知天下大势，不知变法图存，得过且过：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瞋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结果，中国经过了三年的“维新时代”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被人瞧得起：今日大患，莫大于昧。故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其病皆在于此。

知道了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康有为当然比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案。他的基本意见是，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像明治维新那样练好内功，在内政上下功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在今日世界竞争大势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无他图。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提出上中下三策供主政诸公参考：

上焉者取法俄、日以定国是，即参照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类似的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尽快开始变法，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

中策则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发动六部九卿真实感臣，集思广益，谋议变法，次第施行。

下策是是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通饬各省督抚，就本省情形实行变法，以局部试验为全国性的变法提供经验。

康有为自信地以为，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大清王朝则不至于尽亡。而所谓上策，就是重走明治维新路。

1898年1月23日即旧历新年第二天，康有为应邀到总理衙门接受大臣们的问话，乘此机会，他将《上清帝第五书》呈递最高当局，并在谈话中提出重走明治维新路的问题，以为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顺便还告诉主政诸公，自己还著有《日本变政考》等，比较详实考察了日本政治改革过程，可供参考。

第二天，光绪帝通过总理衙门令康有为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送。遵照皇上旨意，康有为在这个春节假日里，闭门谢客，奋笔疾书，赶写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及《日本变政考》等。随同《日本变政考》，还有一份《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开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请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着重强调向日本学习乃为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捷径。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或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指出，中国国情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明治维新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经济、社会乃至军事获得很大发展。日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根据康有为的总结，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由光绪皇帝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层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要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

康有为的《统筹全局折》及同时呈递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光绪皇帝在收到这些文件后，置之案头，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 4月13日，光绪帝命翁同龢将这些文件送到颐和园，恭请慈禧太后御览。及至新政启动之后，光绪帝再要参阅《日本变政考》的时候，自己手头没有书，只好再令康有为誊写进呈。康有为又乘此机会对原书进行修改润色，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

“御览”的《日本变政考》是一部翔实的编年体明治维新史，按年月顺序详述从明治元年至二十三年的维新过程，记载每一年度所采取的变法措施，以一事一议的方式，将自己的心得、看法写成按语，系于相关部分。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康有为也借此书予以表达，兼赅详尽，网络宏大，内容广泛，包罗万象。从纲领、政体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无所不包。

根据日本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写有一百多条按语。这些按语全面阐释中国应该怎样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康有为指出，明治维新使日本获得巨大成功，其经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更是中国变法维新的不二法门。中国不变法不更新则已，要变法要更新，就不必舍弃日本的经验而有异道，不必老是想着自己的“特色”而另出主意，要尊重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适性和普世性，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的这个说法彻底否定了先前中国人面对西方社会文化而耍弄的小聪明，更是对先前“中体西用”的清算与批判。他希望清政府特别是圣明的光绪帝采用明治维新的既成模式依样画葫芦，重走明治维新路。

康有为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维新时代推行各种富强政策，主要是因为明治政府改变了官制，扫除了积弊。因此康有为建议官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改革六部则例，裁并机构，裁汰冗员；创设新机构，重用新人等方面。尤其是要学习日本政府专职专任，一部之事责成一人负责，一人专任一职，而不兼差。这样，既可以避免相互掣肘、推诿，又可以集中精力作好所任专职。整顿吏治，主张弃捐官，去浮费，厚俸禄，除中饱，既要以廉洁精神教育鼓励官吏，更要设身处地解决官吏们的体面生活，高薪养廉，使官员不会因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尊严。

对于官制改革，康有为也根据他对明治维新史的研究提出比较详细的方案，大致是要求减少层级、科层、层次，废除督抚司道，将全国的行政体制优化为府、县两个层次，果如此，当然减少不少官员数额。至于县这个层面，康有为也根据日本的经验，建议不要大包大揽，县一级政府只需管理讼狱、赋税两件事即可，另外可以设立民政局，专任民政，包括学校、农工商业、山林道路、水利开垦等事务。

在法制方面，康有为建议像日本那样直接仿行泰西成法，减刑轻律，设立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设立巡捕制度。这些制度不仅有日本榜样，其实在英国人管理的香港以及上海租界中都有很成功的经验。

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明治维新的重点，也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及《日本杂事诗》中重点介绍的内容，同样也得到康有为的重视，只是经济毕竟不是康有为所长，所以他除了如实介绍明治政府的经济措施、法律保障外，似乎并没有提出多少独具特色的主张。

至于文化教育方面，这是康有为的专长和职业，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观察比较仔细，建言也比较得体和切合实际。他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主要是民智未开，而西方诸国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发达，学校林立，人才辈出。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最精髓的东西也在教育方面，以教育立国，广设学校、图书馆、仪器馆，鼓励大规模翻译域外书籍，鼓励学子出洋留学，鼓励开办各种各样的学会，以此造就大批人才，以促成明治维新的空前成功。

明治维新就是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就是要建立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以，康有为在总结明治维新的经验并向国人推广时，最看重的就是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这也是中国人先前最瞧不起日本的地方。而在甲午战败后，这恰恰又是中国人最希望获得的经验，最希望进行的政治实践。康有为反复强调开议会的重要性，称赞议会制度有助于通天下之气，会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这既是西方诸国走上强盛的根本原因，也是日本与中国同时起步学西方，而不到三十年远远超过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要强盛，无论如何不要再像过去三十年那样自作聪明，要踏踏实实循序渐进，老老实实学习西方，将西方的经验原原本本学来，就像胡适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只有充分的世界化，才能充分保留民族的东西。

议会民主是西方国家政治的根本，也是日本走上富强，走上成功的根本经验，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以议会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所谓大纲领，所谓政治上有办法，就是指的建立议院体制，只有议院立，宪法成，然后君位日益尊，国日益安。这就是康有为总结的明治维新的根本经验，所以他在后来的政治活动无不以此为目标，强调设立议院、制定宪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重要性。

6

对明治宪政的模仿

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变革成为1895年后中国的政治主题，而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建立宪体制下的皇权尊严，重建近代国家制度。然而由于中国人在甲午战后的焦灼意识太过强烈，恨不得用最短时间补上日本几十年的功夫。然而欲速则不达。激进的政治变动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 1898年秋天的政治风波使这一变革进程嘎然中止。

又经两年蹉跎，中国在饱尝民族主义的苦果后，于1901年重新起步，进入政治变革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所谓官制改革、所谓仿行立宪等，其范本、模式，在在刻意模仿明治维新。具体如商部之设，即来自镇国公载振对日本商政的考察和移植。明治维新在中国官绅记忆中，终于从同光新政时期第一阶段的不屑一顾、不以为然，中经第二阶段戊戌新政时期的五体投地，到了此时平常心对待。经过短暂几年时间，制度移植使古老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1901年开始的新政在制度移植方面大幅度仿照明治维新的做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同光新政和戊戌新政两个时期，只是从统治者的立场而言，清政府对先前两个时期不太敢试验的一些制度层面的东西开始进行尝试，但在根本制度方面如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能拖就拖。中国人已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但何时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好处似乎还很漫长。

打破僵局的是一场意外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使一度不易前行的政治变革获得了新的动力。

日俄战争是日本与俄国两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各自势力范围而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进行的战争。俄国人因其领土与东北接壤，很早以来就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经过义和团战争后，东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俄国人的殖民地乃至“黄俄罗斯”。而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政治改革后，实行君主立宪，成为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迟到者，其野心勃勃的所谓“大陆政策”，就是吞并朝鲜，占领东北，进而占领整个中国、整个亚洲。这样，中国东北地区就成了两个新兴大国争夺的矛盾焦点。

经过几年积极准备，日本从1903年起就与俄国就东北的利益进行多次谈判，但一直无法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双方都意识到无法谈妥的东西只能凭借武力解决，于是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战争一触即发。

东北地区不仅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更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可是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竟然宣布“局外中立”，甚至自以为是宣布日俄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清廷莫名其妙的立场并没有阻挡住中国人对这场奇怪战争的高度关注，对于清廷局外中立的立场予以严厉谴责，尤其是戊戌后流亡海外的那些力主君主立宪的政治人物，他们对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厮杀非常愤怒，同时也期待、祝愿已实现君主立宪的日本能够战胜依然实行君主专制的俄国。他们在战争爆发不久就预言，这场战争将使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国家强弱的分别不再是因为人种或其他原因，而在于各自所选择的政治制度；这场战争还将使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向更为明白，其结果肯定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所以战争对中国固然是不幸的，但这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使浑浑噩噩中的中国人通过这场战争彻底觉醒，彻底意识到中国必须仿照明治维新，重新走上政治维新、君主立宪道路的必然性。

战争的结果不期然与这些预言相吻合。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奇怪战争历时一年有余，终以俄国惨败、日本大胜而结束。世人皆曰立宪胜于专制，于是模仿明治维新的政治举措，实行君主立宪，重走明治维新之路的问题再次被提起。

此次最先重提建立立宪政体的来自清政府内部，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清政府驻日公使孙宝琦奏请清廷，要求改行宪政，特别提出日本宪政的本质是尊君权而固民志，与大清王朝的政统适相吻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主要胜在其国家政治体制上。这也是十年前中国于甲午时期败给日本的主要原因。

孙宝琦的奏折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激起阵阵涟漪，各地督抚和驻外公使纷纷以立宪为言，与孙宝琦的主张遥相呼应，大家异口同声要求清政府不要再犹豫不决、蹉跎岁月，要痛下决心，效法日本，尽管推动政治变革进程。

1905年的中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则风雨飘摇，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在国外获得很大发展，并不断在国内掀起一阵阵风浪。说清政府此时就处在危机之中或许稍过，但清政府在政治变革进程裹足不前，远离世界潮流，确实越来越令人失望。

内外臣工的吁请，给清政府添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最高统治者鉴于从同治新政到戊戌新政，再到目前停滞不前的新政种种经验教训，不得不格外看重内外臣工的政治态度，即便是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清政府也应该借助于立宪政体进行变革了。

清政府政治变革的基本思路还是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于是清廷在1905年初派员到日本考察其宫内省制度，以为清政府将来改行立宪政体时的参考。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清廷学习日本在立宪前选派重臣出洋考察宪政以为改制张本时，清廷很爽快地予以积极回应。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一道御旨，宣布简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稍后，考虑到载泽太过年少，加派商部左丞绍英为出使大臣。

五大臣考察阵容不仅庞大，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政治地位、思想倾向也非常值得注意。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在中央部院任职甚久，经验丰富，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至于端方，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所以，五大臣阵容分量重、责任大，自然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西方一些民主国家普遍认为，清政府此次派员出洋考察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中国终于下决心将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宪法体制和经济体制移植过来了。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根据安排，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率领的一路考察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由徐世昌、端方带队的另一路主要考察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两个庞大的考察团很快组织起来了，经费的筹措也在南北洋大臣、各地督抚，特别是直隶、湖北、江苏等省支持下迅速解决。各地人士真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都在真诚期待中国能够尽早政治民主化，连边远的新疆这样的省份也为考察团任筹一万两库银。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政治热情。

当然也有不愿清政府立即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所以当五大臣考察团刚出京城，就遇到积极排满的革命党吴樾的自杀性攻击，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受轻伤，绍英伤势稍重。

吴樾的自杀性攻击后来被誉为英雄行为，但在当时却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舆论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政治作准备，关系中国政治前途，但凡稍具爱国心的人都应该郑重其事祝其成功，而不应使用这种恐怖袭击手段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在各方面慰问和支持下，清政府的宪政决心并没有因吴樾事件而中断，鉴于绍英伤势稍重，清政府改派新任驻比利时大臣李盛铎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为考察宪政大臣。

清政府立宪决心不变，除了国内外的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者俄国于此时也幡然醒悟，突然加快立宪改革的步伐。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机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决定着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制定宪法，召开国家杜马，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

俄国的消息深刻影响了清廷决策者，10月27日，两宫面谕军机大臣说，考察政治是当务之急，各考察大臣务必克服困难，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宪。两天后，即11月4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与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拟联衔奏请两宫明降御旨，宣布立宪。

俄国的政治举措在在促动清政府实行立宪政治的步伐。11月18日，光绪帝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显示出清政府和光绪帝急起直追的决心。25日，清廷决定设立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中央机构，专门研究各国宪政，向清政府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同一天，端方、戴鸿慈、袁世凯、赵尔巽等联衔五年后实行立宪。

内外臣工的积极态度无疑对清廷是有力的支持，清廷为防再生不测，对于出洋考察只能暗中部署，重组考察团，兵分两路，分期启程。12月7日，出洋考察团第一路数十人由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领由正阳门火车站上车，至秦皇岛转小火轮至上海。19日下午，搭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巨型油轮“西伯利亚”号向日本驶去。翌年1月14日，出洋政治考察团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乘法国轮船“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先至日本，再转赴欧洲诸国。

在日本，载泽一行受到日本朝野的殷勤款待和真诚欢迎，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朝野确实期待中国的政治发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同步，所以日本政府不仅安排天皇接见考察大臣，给予优厚的礼遇，而且安排政府现职各大员、故臣元老以及有关专家与考察大臣就日本立法原理、原则，政治沿革和损益等，从容讨论。

参与日本政治变革全程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既向载泽等人详细讲解日本宪法，又对考察诸大臣提及的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官吏任免、军队统领以及宣战、媾和、签约、发布命令等方面的疑问进行详细解释，特别是伊藤博文结合自身经验，提醒中国在政治变革时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君权旁落，虽立宪而主权必须集于君主一人之身，不可旁落于臣民。

日本的经验和热诚赢得考察大臣的好感，而且从两国国情上说，日本的国情及其维新举措确实要比欧美诸国更合乎中国当时的需求。所以，载泽等人对日本的经验和制度格外推崇，他们将仿照日本推行宪政列为考察欧美日诸国的最终结论和优先选项。

此次出洋考察的主要目标就是宪政，所以考察团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变成了首要任务。久之，考察团成员对于日本和西方诸国议会制度有了新的认识，但其重点似乎还是先前的期待，即以明治维新为范本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当载泽、李盛铎一行考察完日本后，又特别留下随员钱恂等人专驻日本继续详细调查。

1906年夏秋之际，两批考察大臣先后归国。他们很快就向清政府提交了《宪政考察报告》以复命，向清廷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以为君主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

清廷愿意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不是毫无条件的，其实慈禧太后在一开始就向内外臣工公开了政策底线即清政府可以承受的最低限度，那就是这一改变必须于君主的权力无根本妨碍。所以，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就其本意而言，就是要通过对欧美诸国实地考察，以证明立宪政体对君权的巩固有着积极影响。所以，载泽等人归国后，不仅从整体上以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渐轻、有利于消弭内乱这样“三个有利于”奏闻朝廷，而且还具体分析欧美日各国权力构成及权力中心，以为美国是以工商立国的国家，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与中国国情相似且其体制易于采择的，在诸大臣看来只有日本，日本虽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宪精神实行中央集权主义，其政俗尤与中国相近。所以比较而言，考察大臣愿意向清廷推荐的，也就是说，他们估计清廷最愿意接受的，恐怕只有日本的体制。因此1905年的出洋考察，诸大臣虽然遍游各国，但其重心始终放在东邻日本。

考察团对东西洋各国宪政的考察应该说是很有成效的，在此基础上，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仿行立宪的诏书。这里的所谓“仿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仿行的对象，但在当时人们心目中都清楚所指是日本。所以，清廷的仿行立宪从理论上虽说是对欧美诸国政治体制的择善而从，但在清廷内外臣工乃至最高统治者的心目中，都是将日本明治维新形成的政治格局、政治举措列为施政首选。

模仿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是当时中国并不讳言的行动，在那几年，清廷不断派员到日本进行考察。1907年，清廷派遣达寿、李家驹等三大臣进行第二次出洋考察，专门考察同为君宪制的日、英、德三国政治体制的细微差异及其运转细节。

在日本，达寿等人同样受到热诚欢迎，明治政府派出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等与考察诸臣多次会面，就宪政的历史、宪法、立法、行政、司法、财政诸问题研求原理之所存，推见立法之本意。通过进一步考察、权衡与比较，达寿、李家驹等考察大臣根据三国不同背景与文化传统，将之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制宪形式，即民定、协定和钦定宪法，以为这三种不同的制宪形式分别体现了三种政治形态，即分权政治、议院政治和大权政治。很显然，所谓“大权政治”就是日本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的天皇政治。于是达寿等人奏请清廷仿照日本的先例钦定宪法，才能符合已宣布的“大权统于朝廷”的立宪宗旨。

达寿和李家驹对日本的宪政是发自内心的信服，所以他们在归国后有计划地系统编写了《日本宪政史》《日本宪法论》《议院法》《日本官制通释》《日本行政裁判法通释》《日本司法制度考》《日本皇室制度考》等数十种，这对于国人系统了解日本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后两次的出洋考察，都将落脚点归结为仿行日本，所以清廷由此更坚信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只有仿照日本才能既有利又可行，君主处于权力的中心。根据这个思路，清廷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制度层面终于描绘出一个大致轮廓，中国未来宪政的基本形态，大致如明治维新的“大权政治”。

清廷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刻意模仿日本并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六十多年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日本与中国的国情确有相似相同之处，而日本在1860年代迅速彻底转身使其真正摆脱了被动挨打局面，在国际社会赢得了体面与尊严，而中国在过去六十年间不断磋砣与创新，不是踏踏实实学西方，而总是怀疑西方的经验的有效性，强调中国本位的价值与意义。结果，中国失去了时间，失去了机会。所以，六十年的经验使中国意识到只有像日本那样下定学西方的决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在清廷最高统治层看来，仿照日本进行立宪，一方面迎合了世界潮流，满足国内社会各阶层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呼声，有利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人心，巩固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实行立宪政治，可以极大程度满足国内最为活跃的立宪派对政治参与的期待，将国内正在成长着的这个新兴阶级纳入统治阶级的内部，顺势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

按照清廷的规划，大约再有十来年的时间，中国就应该能够像日本那样，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成为与西方列强同等性质的近代国家。然而，清廷的良好期许并没有获得回报，1911年的革命终于阻断了清廷立宪政治的道路，中国彻底放弃追慕明治维新的梦想，彻底抛弃君主立宪的政治模式，选择了主权在民的美利坚合众国政治模式。中国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也就成了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