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转型时期，读书普及率获得空前提高。雕版印刷术自唐五代形成、推广，至北宋前期已具有相当大规模。完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的《开宝藏》所雕大藏经5048卷，13万余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藏经，也是宋代官府首次大规模的刻书活动。宋初国子监所藏的经史义疏印版只有“四千”，至宋真宗景德二年时已达“十万”。宋神宗废除对民间刻书的禁令以后，各种普及性书籍开始大量印行，印刷改变了千百年来读书人依靠手写本的历史，标志着印本书时代的到来，一般民众也能购置书籍，从而为提高社会读书普及率、发展教育提供了物质前提。

两宋统治者重视学校教育。北宋仁宗、神宗、徽宗曾三次在地方大办教育，北宋末期全国已经普及了县学和公立小学。南宋在北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各地书院又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大拓展了社会受教育面。读书在宋代蔚然成风，“嗜书如怡”、“嗜书成癖”，以至于南宋“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干政的教训，大力实行佑文政策，科举制度极大催生了社会读书热情，使得“学而优则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一时成为当时社会风尚的写照，读书的功利性可见一斑。

读书普及率的提高和受教育面的扩大又促进雕版印刷业的发展，“锓版成市，版本布满于天下”，家藏十万卷书者，已大有人在，“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从而成就了一大批身兼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的复合型人才，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沈括、苏轼、朱熹等。这就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扩大了社会对文学艺术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学术和艺术的创作。话本、杂剧等市井通俗文艺作品能够在宋代不断涌现和广泛流传，就因为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民间读书人。

读书普及率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不但推动了宋代文化沿着平民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也促使宋代文化朝思辨水平更高的方向发展。一大批先进士大夫，把阅读作为追求人生快乐、生活精彩、精神充实、品格高尚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注重考取功名的同时，宋朝读书人在两个方面提高了读书的境界，即“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

读书“将以致用”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成改造社会的力量，“以礼化民，推诚致道，必因读书，方致淳和”，“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范仲淹、王安石在北宋中期先后领导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就是先进士大夫们企图用儒家的“内圣外王”政治思想重建社会秩序的有益实践。

读书境界的提高又表现在“读书将以穷理”，“穷理”就是追求真理，敢于创新、敢于怀疑。王安石说“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张载说所以观书者，“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朱熹亦强调“读书者必穷其义理，不徒事章句训诂之末。”宋儒以义理之学对汉唐章句之学的革新始自宋仁宗庆历前后的疑古思潮，对儒家经典，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再到“疑经改经”，确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造成了两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中罕见的活跃气氛，开创了中国哲学最大的学派。以王安石“荆公新学”和“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宋学”，是宋朝读书人留给中华文明最为丰厚的文化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