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晋灵公是一位极端暴虐的君主，宠信乱臣屠岸贾，放逐忠臣赵盾。赵盾一向显贵，很得民心；而晋灵公年幼，挥霍无度，百姓们都不亲附他，所以赵盾的兄弟赵穿较容易将晋灵公杀死。赵盾恢复原来官位后，派赵穿到洛京迎回晋襄公的弟弟、晋灵公的叔叔公子黑臀继位，是为晋成公。可能在现在看来，忠臣弑昏君，顺天理而得人心，而在当时的礼教社会并不是这样的。当时晋国的史官是这样记录这件事的：赵盾弑其君。赵盾闻后当即色变，立刻找到那个史官问能不能修改，那个史官坚决反对，赵盾便对天长叹担心弑君之罪会遗臭千年。这并不是赵盾愚钝，而是儒学对他影响至深。

孔子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认为他这是犯上作乱的“暴行”，对赵盾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孔子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妖说暴行”、维护孔子自身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就是要维护周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名”。孔子对此有“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观点，一个人应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做事情才会有公正的品质，他企图以社会舆论来制止封建主义的崛起、制止奴隶制崩溃的趋势，很显然这种思想终究只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统治术罢了，但对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周礼，就是西周奴隶主阶级为维护统治和其阶级利益而制定的一套潜移默化式的行为准则，其中心内容就是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枢纽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分封制、世袭制、嫡长子继承制和礼乐制度，孔子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在孔子游列各国的时候，孔子大力填充、鼓吹周礼以博取各国奴隶主旧统治阶级的支持，却遭到封建统治者们的强烈排斥，这种逆历史潮流的行为几乎受到所有国家的冷眼相待。

我们对“正名”思想最熟悉的部分莫过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正名分，确定“臣”这个地位的人应有的品格、应尽的职责、应有的对待等，确定“君”这个地位的人应有的品格、应尽的职责、应有的对待等。“正名分”严格规定了不同人物做事的界限，纠正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名分等级混乱的现象，用这种思想评价前文所说的赵盾的行为就是“臣”跨越了“臣”这个身份的职责，是一种“暴行”。另外还有“正名实”思想，即规定器物的内外延和在“名实”上的关系，比如一个碗的“实”就是一个碗的作用，倘若把它用作其它目的，就是破坏了碗这个“名”的“实”。这种“正名实”的唯心主义观点就是战国时期的“名教”。

“正名”思想实质是对周礼的补充，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所以孔子在肯定周礼“亲亲”的原则上，又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贤贤”作为补充，这种“举贤才”的思想极具教育意义和道德意义。孔子还主张用以“正名实”思想为核心的礼治德化和以“仁”为核心的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和行为约束，这种思想虽在春秋战国受到冷眼相待，但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种思想一直被视为正统学科，在不断修改中影响绵延千年。

随着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开化，儒学在华夏大地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儒学被标上了“落后思想”的标签，这种行为准则在广大贫困人们身上逐渐消失（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就是无产阶级），这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不仅在经济上两极分化，更在思想道德品质上两极分化，许多人从不知明哲保身、从不知言行规范，狂傲自大、哗众取宠，不良之风盛行，国民素质堪忧。挽救国民素质，并不只是在各所历史院校内进行，更需要在广大非顶尖初高中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以军区的形式进行严格管理。恐怕孔子要是有机会目睹现代社会，要痛哭于九原之上矣！

​201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