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原名万家宝，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写出第一个多幕话剧《雷雨》，迅即震动中国戏剧界，一鸣惊人。他随后于1935年写成的《日出》、1940年发表的《北京人》，均成为话剧史上的瑰宝。

正因为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有一段显赫的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后，作为观众和读者，都希望曹禺像他的老友作家如巴金、吴祖光那样更上一层楼。但是曹禺1979年后，刚踏入七十岁，除了写出奉命之作《王昭君》，再也写不出东西。

中国现代两位剧作家曹禺和吴祖光，是好朋友，私交凡四十年，但却是两个典型。

吴祖光著的《枕下诗》，有一首是写读曹禺《王昭君》的讽喻诗：

巧妇能为无米炊，

万家宝笔有惊雷。

从今不许昭君怨，

一路春风到北陲。

在那个年代，大力提倡典型时代与典型人物，从而造成文学作品的“假大空”现象。贵为戏剧大师的曹禺也不能不写“遵命文章”，以“巧妇能为无米炊”的本领，写出高大形象的王昭君。

吴祖光的一句“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是对《王昭君》剧本偏离事实的质疑。

第二句诗中的“万家宝”，是曹禺的本名，“笔有惊雷”也是一句反讽。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也对曹禺的“奉命”与“遵命”的行事举止，大不以为然：

最近，我去看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他和曹禺是极熟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去北京医院看曹禺，曾经很不客气地对曹禺说：“你太听话了！”曹禺闻之震惊，随即苦笑着点头承认。（《曹禺先生的苦衷：身不由己》）

1981年9月我曾赴北京曹禺家拜访他。曹禺在与我交往中，曾吐露他自当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后的生活，经常忙于社会活动和酬酢的工作，要开会和要面对永远应付不完的日常事务，很有点身不由己。

他苦恼地告诉我：

我跟所有的朋友曾谈过，请给我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不是非要你干这个，非要你干那个—仿佛形成一种习惯力量，到时候不得不去见人，不得不去谈那个、谈这个。现在似乎有一种习惯，认为这个人是写过一点东西，大家也知道他，很多地方和单位都要他出面讲话。其实讲的不过是这样翻来覆去简单几个道理，这个讲一遍，那个又讲一遍，先在这个大学讲，然后又在那个大学讲，讲来讲去，还不是那些。这样一来，把我的时间，甚至连休息的时间也占去了，现在我连出门都怕了。

我与曹禺的初步叙晤，是他在1980年访问美国六个星期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诉苦说：

每一个来访问的人，都问我最近写什么，我却挺惭愧的，说不出来。上次我到美国去，美国现在一个最好的作家、剧作家阿瑟·米纳，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吃饭、讲演，并且陪我一整天。我看他比我还大两岁，最近就写了两个剧本出来。此外还有一个剧作在排练，他就告诉我他有什么写作计划和其它的什么计划——这位美国朋友有个好处，很爽快，健谈，我们都不那么健谈，我自己关于自己的写作计划就不大谈，最多是谈谈美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谈谈这些而已。其实我不是不愿意谈，因为我目前确确实实正在计划中，到现在为止，有五篇应酬的稿都压在我头上，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你的名字老露在报纸上，对你是极不利的现象。

我想起巴金在《随想录》写道，他曾苦口婆心地劝导这位老朋友，不要光写表态文章：

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在谈话中，曹禺曾向我表示，他正在构思三个剧本。我为他把精力重新放在剧作上而满怀高兴。可是，五年过去了，望穿秋水，直到曹禺离世，三个剧本还没有面世，令人不胜唏嘘。（羊城晚报 作者：彦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