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在中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史记》记载：“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其中的“谮”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纣王是一个暴君，姬昌遭受牢狱之灾。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他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秦国商鞅变法时，“告密”以法令的形式成为统治者公开倡导的一种行为方式。《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民为什五，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就经历过四个告密大行的年代，即汉武帝时期、武则天时期、明清两朝初期。汉武帝穷兵黩武，军费支出巨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想出了一个绝招--告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达了“算缗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武则天设置铜匦制度鼓励告密，她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皇帝用这样的超国民待遇方式礼遇告密者，告密在武则天时期愈演愈烈。明成祖朱棣因皇位来得不正，为了遏制言论，大兴告密之风。清朝初年的康熙皇帝也下旨让官员风闻言事，鼓励官员互相揭发。总而言之，告密制度是把人最丑陋、最卑劣的一面暴露出来。一些皇帝使用帝王之术，让官员互相攻讦，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虽然皇帝本人受益匪浅，但对国家来说无疑是场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