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石守信为啥受怀疑还能全身而终

因“杯酒释兵权”事件而留名青史的北宋名将石守信，曾是后周禁军的主要将领之一，在抗击北汉和征伐南唐的众多战役中屡立功勋。他不仅加入了以密友赵匡胤为首的“义社”，为赵匡胤称帝暗中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而且在陈桥兵变时指挥殿前司禁军进行策应，帮助兵变部队顺利回京。因此，赵匡胤称帝后把他列在了六位“翊戴功臣”（即主要开国元勋）之首。

取得了如此崇高地位的石守信，当时正值32岁的盛年，之后的漫漫人生路途，该如何前行呢？这位成功人士曾一度为此感到茫然。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在酒席宴间对他们这些武将宣讲了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的价值观，石守信闻言顿有拨云见日之感：义兄是想让俺一边歇着去了！石守信遂于次日主动请求解除兵权，回家养老。见义弟如此知趣听话，义兄皇帝顺水推舟，大方慷慨地赏赐了良田、美女，以此为代价交换了义弟的兵权。

拥有了巨额财富的石守信，从此开始享受酒梦浮华的人生。可是闲日子过久了，也挺没劲的。正在这时，他老朋友梁彦温的儿子梁周翰前来拜访，石守信一见这个文才不错的青年才俊，顿生爱才之心，便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后生的名字。又过了一段时间，赵匡胤在酒宴之中跟石守信谈到他身边缺个能文会写的“秘书”，并说要让梁周翰过来试试。石守信心中暗喜，回家后就把这件好事偷偷告诉给了梁周翰。

青年才俊梁周翰得到石守信的通知后，心情极度兴奋。他急急忙忙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皇上。收到感谢信的赵匡胤，顿时龙颜大怒，不仅当即取消了这项任命，还把梁周翰赶出京城，外放效力。

石守信听说了这件事，当即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本想既为老朋友做个顺水人情，又帮义兄皇帝找个好笔杆子，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这明里是贬谪梁周翰，暗里不就是敲打他石守信吗？你好好听话，服从命令乘凉去，义兄不会亏待你，但如果你敢插手政事，特别是干预人事，就别怪义兄我不客气！领会了义兄皇帝意图后，石守信马上就行动起来，在天平军（今山东东平）节度使的任期内连续17年不离岗，“专事聚敛，积财巨万”，努力践行着义兄皇帝倡导的享乐主义价值观。

多年以后，石守信的义兄皇帝赵匡胤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其弟赵匡义即位，是为宋太宗。立足未稳的宋太宗赏给石守信一个中书令的傲人头衔，并派他担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渐渐老去的石守信这时崇奉佛教，利用职权建造崇德寺，招募民夫运输建筑材料，“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这话说白了就是他当了个建筑业的黑心老板，逼着员工干活还不给钱。听到了情况汇报的宋太宗，心里一下就乐开了花，因为他知道老百姓绝不会跟着人品奇差的石守信造反了。而石守信此时更是心花怒放，因为他从这件事中摸到了新老板的脾气：老板虽然换了，但不希望我入政坛的理念没变，照这么干，或许晚年富贵地位就能保住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雄心大起的宋太宗挥军攻辽，意欲乘势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个中原旧疆。在进攻辽南京幽都府（今北京）的战役中，盛年不在的石守信被起用为前军都督，他又似乎重新找回了当年的勇武之感。但遗憾的是，在不识兵法的宋太宗的亲自督战下，宋军惨败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太宗坐着驴车狼狈逃回，一度与大军失散。在这种情况下，石守信又一次被冲到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他承担了本不应由他承担的战败责任，带着“督前军失律”的罪名，被贬为崇信军节度使。虽有些冤枉，但又能如何？接受，还能继续挥霍已不太多的剩年时光，但如果有一点不愿意，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石守信还是装着很情愿地去上任了。

不久之后，自知理亏的宋太宗又用另类的方式给石守信平了反，晋封他为卫国公，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项任命其实就是给石守信的安抚和怀柔。可是，早已信佛、本该洞穿世事的石守信居然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个荣誉称号，为什么呢？答案其实不言自明，那就是曾经的将领石守信已经掌握了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精髓，更深层次地领悟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千古不变的硬道理。

太平兴国九年六月，活了57岁、消费了23个剩年春秋的石守信终于驾鹤西游。感念他平生业绩，赵宋皇朝追封他为威武郡王，赠以“武烈”的美好谥号。石守信能以如此圆满方式为个人生命画上句号，相对于历朝开国之初众多武将“狡兔死，走狗烹”的惨烈命运，无疑是幸运的。但我们必须知道，他能得以善终的前提，是他对专制皇权保持了绝对的服从，同时也让自己的一世清名沾满了污垢。

刘伯温为何逃不脱“谋臣”的悲剧？

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两大偶像，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传说中，他们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呼风唤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三国演义》时说，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谋臣”甚至“术士”，但他更自居为“儒者”，然而让他沮丧的是，朱元璋也更愿意把他当成“谋臣”和“术士”。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朱元璋就曾轻蔑地说，像宋濂、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大儒”？

图说：朱元璋画像·刘基画像

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乡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浙江文成），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但读书的风气不衰。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虽非显第，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特别聪明，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

《明史》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两者不可偏废，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

作为儒者的刘伯温，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官阶低倒没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终究是抑制不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马上得天下，仍然“以马上治之”，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坏，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上层阶级贪图享乐，文恬武嬉，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其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顺帝当政时期，自然灾害不断，而吏治不良。

饱读诗书，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江西，“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想来颇有政绩，但“豪右数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最后只好离去，于1340年回到家乡。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经历，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这之后，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属于从七品。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后人于此有所争论，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他对元政权的灰心，却是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从他辞职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离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与“谋臣”的悲剧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因为在故乡的声望，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著名知识分子—叶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应天（今南京）去见朱元璋。《明史》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太祖劳基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朱元璋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态度，向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说：“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业。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充当谋臣的人生新路。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刘伯温，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念中的“乱臣贼子”，其中当然有多层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传一个“西湖望云”的故事，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即南京）有所谓“天子气”，所以决心“辅之”。这无疑是无稽之谈。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其次，此时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期待—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朱元璋本人比较能够礼贤下士，朱元璋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而对刘基这样知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驱除异族政权为号召；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要想统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坏是不行的，还必须着手于建设，而要进行建设的工作，又必须依靠缙绅阶层，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早在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他就在《郁离子》中说，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而此时的朱元璋，颇有一些“明法度，肄礼乐”的气象，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兴起的“王者”，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吗？

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的作用，虽然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帮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是值得历史肯定的。朱元璋统一天下，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这就是“导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就是在这方面，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伯温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他先后几次受封，又几次被打发回乡。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伴君”确实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求雨也没有效果，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寡妇营”，不许外出；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尸体暴露不收；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就不适宜充军。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刘基还乡为民”的处罚。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个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恢复了其官职。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后，再一次被赐归。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更因为他对“圣意难测”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刘伯温到底是读书人，尽管他感觉面前这个曾经与自己共过患难的人越来越难以捉摸，但在反复放归、召还的过程中还是要战战兢兢地尽儒者的本分。他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不应动辄羞辱，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对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将王保保不能轻敌妄进，结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将徐达在追击王保保的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但善于占卜的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灾进一步演变成人祸，中国大地，一时饥民、流民、盗匪四起。

死因成谜

隐居的刘伯温，竭力洗尽铅华，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他知道，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明史》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家乡的父母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所以换上便服求见，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不好拒绝，升火做饭以待客，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刘伯温马上变色，自称小民，便立即退避。如此小心的刘伯温还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险要，所以成为奸人躲藏之所，刘伯温便派儿子刘涟入朝反映这一情况，建议在此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巡查，但刘涟绕过了中书省（当时明王朝政府的中枢机构），直接向皇帝奏陈，引起了执政大臣的嫉恨，他们诬陷刘伯温看中了谈洋这块地方，准备作身后之墓地，只是由于谈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儿设立机构，以此驱逐百姓。中书省准备借此兴起大狱，这时的刘伯温虽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说个明白。

刘伯温面对朱元璋，“惟引疚自责而已”，意思是什么辩解的话都不说，只承认“我错了我错了”，朱元璋没有再穷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还是给了刘伯温一个下马威。朝廷祭奠孔子，仪式结束后，祭祀用的肉分给重臣算是一种荣誉。刘伯温没有参加祭奠仪式，却接受了肉。朱元璋说：刘伯温是学圣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参加祭奠却享受祭品？学礼学到哪里去了？下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发一个月俸禄也是小事，关键是皇帝行动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他就是想让刘伯温没面子。由此可见最后一次入朝的刘伯温，其处境之尴尬。

处境和心情都恶劣，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赐归田里，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刘伯温卒于家中。

刘伯温的死因，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说朱元璋是毒死刘伯温的主谋；三说系病死。其实从情理上思考，刘伯温当时已经患病，而且又不是当权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举？胡惟庸毒死了刘伯温的传闻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后来朱元璋为除掉胡惟庸，有意给其罗织了一条新罪名。但他没有想到，后世同情刘伯温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为满足，又怀疑到他自己头上，这真是一种讽刺。

与刘伯温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刘伯温死的前后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

在刘伯温还在朝的时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赐给了李善长、胡惟庸、宋濂三人，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这反映出朱、刘君臣关系在刘伯温死前，已比较冷淡。刘伯温病重被赐归，朱元璋颁发了一纸诏书，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中既责备刘伯温当年不早早归附，也称扬其功绩，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当皇帝后，对刘伯温的安排和处置都是符合“国之大体”的。对刘伯温来说，得到这样一份诏书，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在身份认识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谋臣”甚至“术士”，但他更自居为“儒者”，然而让他沮丧的是，朱元璋也更多愿意把他当成“谋臣”和“术士”。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像宋濂、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大儒”？

朱元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刘伯温为“儒者”？原因很简单，儒者都有“导君于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传统观念中，应该是帝王师。做“帝王师”，这堪称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刘伯温也不会例外。问题是，这种理想很多时候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自信心太强的雄主们是不承认有什么“帝王师”的，否则那岂非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他更高明吗？朱元璋是这样，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这样。一个迂腐的读书人尹嘉铨写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汉书·张良传》中的一句话：“学此则为帝者师矣。”虽然他一再说明“不敢以此自居”，却在一场文字狱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愤愤地责问：“你要做帝王师，那把我往哪儿摆？”这就是雄主们从心底里讨厌帝王师的关键要害了。乾隆还有一句痛斥纪晓岚时脱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畜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意思更为透彻，原来在帝王眼里，所谓国事其实不过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义上的老师，都不过是他养着好玩罢了。至此，“帝王师”这顶纸糊的桂冠被乾隆轻蔑地吹了口气便破碎了。

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刘伯温的“儒者”、“帝王师”之梦最后破灭了没有？不知道。我们清楚的是，他临终前留下遗命，告诫子孙不得为官。

汉武帝为何要整死忠于自己的酷吏？

汉武帝元狩六年，汉武帝突发奇想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提法，主要是因为汉武帝刘彻迷信方术所致。古人经常以白鹿为祥瑞，白鹿出没，则与仙人为伴。下面我要说的这个人，叫颜异，时任大农令，也就相当于国家的农业部部长。作为部级干部的颜异很能干，也非常廉洁，从综合考评来看也算是一个好官。汉武帝对他还算器重，将他提拔到九卿的位置上。“九卿”是秦汉时期对中央各部门长官的一种尊称。汉武帝刘彻就征求颜异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颜异并不客气，明确表示反对。刘彻本来是想听好话的，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所以对颜异的言论很不满意。

皇帝的心理反应是下面人揣摸的重点，有人就根据刘彻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茬儿”了。于是就有人站出来告发颜异，汉武帝就派长安吏张汤负责这个案子。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旧怨，所以这正是一个将颜异整趴下的天赐良机。

没有等到张汤亲自动手，就有人站出来告发颜异。告的是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西汉时期出现的新税目）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制定得不符合国情，扰民。颜异当时一句话没说，只是微微撅了撅嘴唇。张汤就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开始大做文章，向汉武帝上奏说：“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就叫“腹诽”。张汤这个人真是太有创意了，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他这一招要比一千二百年后整死岳飞的“莫须有”罪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气息，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上并不算太高深，但实用性却非常强大。在张汤的一手操办下，汉武帝时期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张汤的闪亮登场，使得文景盛世宽厚之风荡然无存，西汉也由此进入了酷吏统治的恐怖时代。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张汤任侍御史专司刑法时处理的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是“巫蛊”案。“金屋藏娇”中的那个陈阿娇成为皇后以后，帝后感情虽笃，遗憾的是陈皇后始终没能为汉武帝生下接班人。一次汉武帝巡游至姐姐平阳公主府邸，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卫子夫，遂将其纳入宫中，因为怀孕生下皇子而三千宠爱集一身。陈皇后不甘心失宠，召女巫楚服为其祈祷，以图汉武帝能够回心转意。时间久了，引起武帝猜疑，就命张汤来调查这个案子。楚服仗着背后有皇后撑腰，并不买账，从而激怒了张汤。张汤一怒之下将楚服以“巫蛊”定罪，随之牵连到宫中300余人，均被处以死刑。此案办得快速利落，皇帝一高兴，张汤官也就做大了，不久擢为廷尉，成为最高司法长官。

第二个案子是淮南王刘安谋反案，这个案子倒是证据确凿，张汤明白谋反大案都是皇帝最为忌恨的案子，从律令来说又是十恶不赦的，而且谋反案人少是反不起来的，所以，他办起来更是杀气腾腾，审讯时，所有能让人魂飞魄散的刑具全部搬上大堂。数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签扎，或火烙，或烟熏，无所不用其极。此一案，就有2万多人被杀。

张汤办的第三个大案仍旧是谋反案。在审理淮南王谋反案时，张汤已经侦得衡山王刘赐也参与同谋，但武帝不想牵连过多，就将此事压了下来。孰料3个月后，刘赐的儿子刘爽上了一个奏折，告他的弟弟刘孝与父妾通奸，并与父亲串通谋反。武帝下令张汤立即查办。刘赐自杀。此案也造成2万多人被杀。

张汤这种动辄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求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欲除之而后快。

当时西汉和匈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又让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全国被搞得通货膨胀，骚动不堪。最终张汤沦落到万夫所指的地步，张汤的权势也快走到尽头了。

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地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这次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恰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他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

谁知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正准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还是非死不可了。

于是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这个曾经为自己摆平一切违规者的战友。

位居“三公”的张汤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500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其实张汤在这里做了冤大头，他捞取的酷吏恶名都是拜一人所赐，那就是他所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皇帝的颜面，张汤时时处处按照皇帝的指示精神在做人和办事。说到底，他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忠狗。

诸葛亮为啥要杀魏延？

刘备攻取长沙，降服黄忠、魏延后，诸葛亮对刘备说：“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此说虽是小说家罗贯中之虚构，但也近乎写实。诸葛亮对魏延多存疑虑，不予重用，且借机除之，以致最终被杨仪乘机以所谓“叛逆”之罪将魏延杀害。

逝者如斯长江水，浪花淘尽几英雄。

可怜良将魏文长，却因反骨留骂名。

终南捷径固可走，奈何成败两皆空。

莫若淮南羽化去，不与吴王陷纷争。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写道：刘备攻取长沙，降服黄忠、魏延后，诸葛亮对刘备说：“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此说虽是小说家罗贯中之虚构，但也近乎写实。诸葛亮对魏延多存疑虑，不予重用，且借机除之，以致最终被杨仪乘机以所谓“叛逆”之罪将魏延杀害。魏延是蜀汉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遭此厄运，实在令人不平和惋惜。历史是公正的，应当用史实为魏延正名。

敢于临危受命的才将

魏延是一位效忠蜀汉，深得刘备依赖和重用的良臣。魏延出身行伍，早年领部属随刘备入蜀，想为光复汉室建立一番功绩，因而屡立战功而不断升迁。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夺取汉中，封汉中王，迁治成都，需要一位将军镇守汉中。众将皆以为非张飞莫属，张飞也有心镇守汉中；哪知刘备却破格启用魏延，提拔他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为之震惊。对蜀汉来说，汉中和荆州是益州的两翼，而汉中又居于门户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备选魏延镇守汉中，足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有一次，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现在委卿以重任，卿如何担当？他慨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之力而来，让我为大王拒之；若曹操有偏将十万之众来袭，让我为大王吞之！的确，他“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辜所托。在镇守汉中的6年里，连曹魏一流名将张颌、曹真也不敢正视汉中一眼。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又进拜魏延为镇北将军。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更以延为都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西入羌中，与魏国名将费瑶、郭淮战于阳溪，获全胜。后主即迁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魏延献“子午奇计”

魏延是一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军事奇才，却受到诸葛亮的质疑和压抑。可以这样说，魏延的军事谋略，关、张、马、黄、赵有所不及。每次出征，魏延都要求自己领兵一万，与诸葛亮分道出击，诸葛亮始终未允许。更为遗憾的是，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魏延献“子午奇计”，诸葛亮弃之不用而错失良机。当时，刘备已经去世。魏国轻视蜀汉，主要对付东吴，关中防御薄弱，镇守关中的是庸才夏侯楙。魏延综合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和有利时机后提出：“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咸阳以西可定矣。”可是，诸葛亮以为此计甚险，不如从坦道，先取陇西。在出军祁山时，“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作先锋“为宜”，可诸葛亮“违众拔谡”，结果招致街亭大败，使蜀汉失去了唯一的一次大好时机。首次北伐失败，却惊醒“睡狮”，魏明帝立即把无能的夏侯楙调走，改派曹真镇守关陇，后又由诸葛亮之劲敌司马懿统领抵蜀。从此，蜀汉攻取关陇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

要说魏延“子午奇计”之险，与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之险，不知差多少倍。魏延久守汉中，也许对子午谷路线及军情早已侦察而成竹在胸。邓艾却是逼上绝路，“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夺江油，克绵州，袭成都。正是邓艾这步险棋，使蜀汉亡于一旦。诸葛亮北伐，由于始终采取“十全必克而无虞”的稳打战法，一味追求兵法常规的所谓循序渐进，反而使魏将对其策略了如指掌。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出斜谷，屯兵渭水南原，司马懿对众将说：“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丈原，懿乃使郭淮退之。无数事实证明，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他若当年用魏延“子午奇计”，很有可能制险而胜，三国历史也可能要改写──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图说：诸葛亮画像

孔明借刀杀人

诸葛亮密谋玄计，杨仪乘机陷害魏延，终于酿成蜀汉史上第一大冤案，也是第一大悲剧。

杨仪与魏延各持其能，一直不和。诸葛亮经常调和，以求平衡，最后也想借杨魏矛盾除掉魏延。这就注定，魏延将成为“阳谋”斗不过“阴谋”的牺牲品。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诸葛亮病危时，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安排他去世后的退军调度方案。这样重要的会议，只有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参加，把官阶、爵位高的魏延排斥在外。诸葛亮决定，由魏延殿后阻击追敌，姜维作为副将，杨仪担任退军指挥；如魏延不服从，军队仍按计行事。这就为杨仪阴谋陷害魏延提供了可乘之机。诸葛亮去世后，杨仪密不发丧，派费祎去揣度魏延的意向，并抓住魏延个性矜高的致命弱点，用欺诈和激将手段，引蛇出洞，惹得魏延勃然大怒，抢在杨仪撤兵之前，率领所部径南归。杨仪便派马岱以叛逆罪追杀之，并诛延三族。这不是诸葛亮借杨仪之手取魏延之头吗？魏延还是想抢先奏报朝廷，指控杨仪反叛，希望舆论支持自己代丞相之位，根本没有叛逆之心。如果反叛，何不北向投魏？倒是杨仪，后因未得到丞相之位（诸葛亮早已察觉杨仪心胸狭窄，不能为相），后悔没有率兵投魏，并上书诽谤朝廷，终被流放，最后自杀。

诸葛亮在刘备去世后，被刘禅尊为相父的十几年中，运用手中掌握的大权，采取一系列隐秘晦暗的手段，对魏延的多次建议和行动，进行掣肘与压制，直至借机处之，究其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怀疑之心作祟，怕今后后主刘禅驾驭不了魏延而出乱子，同时也为自己指定的“成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的接班人蒋琬、费祎扫清障碍。

西汉超级富豪邓通为啥会饿死？拍错马屁后果很严重

皇皇二十四史，数千万字，能在里面露过脸的—哪怕就一次，也绝对是牛人中的牛人。如果把这些牛人归类的话，无非就是忠奸善恶。忠的咱就不说了，这些人通常对老板死心塌地，皇帝就是抄了他全家，他也不会造反。奸的可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了，因为这些人的污点太多，让人眼花缭乱。邓通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

邓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人物中的十大富豪之一，据说名次还不低。厉害吧，李嘉诚再牛，钱的多少还要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稍有不慎，财富就有可能大幅度缩水，可邓通从来没有为这事儿操心过，他拥有的都是当时社会的硬通货——铜钱。

邓通这个人比较传奇，虽然富可敌国，却是被活活饿死的。后人从他身上学到的没有经验，反倒只有教训。

两千多年前，西汉王朝出了个大明君汉文帝，他和他的后继者汉景帝共同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其实，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明君都是相对昏君而言的，昏君个个混得花样迭出，结果冷不丁出现一个智力和思维都正常的，臣民就会惊喜万分、叩谢天恩、高呼“万岁”了。

这个汉文帝就是如此，他身边也不全是两袖清风的能臣干吏。文帝的宠臣有三个，一个是宦官赵同，一个是宦官北宫伯子，最后一个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邓通了。

邓通是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县人，在皇宫当差，主要工作是洗皇船，也算是个吃皇粮的公务员，尽管是蓝领。他能力不高，拍马屁的功夫也居低不上，不能像职业屁精任何事都能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一直没有出头之日。但即使是这样，每次回乡的时候，他也总能牛气哄哄地吹嘘一番，毕竟是皇帝身边的人嘛—天知道他见过皇帝没有。然而，人要是走运了，踩着狗屎都能被元宝硌住脚。

有一天夜里，文帝做梦，梦见自己被玉帝召唤，放下梯子让他向上爬。可中国皇帝历来都比较忽视体能锻炼，坐着都还喘呢，更何况爬梯子。文帝想上天又上不去，正焦灼间，忽见一个黄头郎，托住他那肥硕的臀部，使劲一推，他终于升天成功。

文帝大概平时常做升天的梦，这次成功了，就对梦中情景印象非常深刻。他记得推他的人有两个特征，一是黄头郎，二是把官服穿反了。当时邓通的职位正好是黄头郎，由于工作太忙慌乱之间把衣服穿反了也是有可能的。幸运的是，这种可能被文帝撞上了。那天，文帝终于找到了与梦境中相似的地点，然后看到了穿反了官服的邓通。文帝大喜，急忙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战战兢兢地答道：“邓通。”邓通，不就是登着他一步通天吗？多有天意啊！汉文帝愈发高兴，便把他当成一个吉祥物留在身边。

文帝在梦中上天了，邓通在现实中“上天”了。

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但站得高时，跌倒摔得也更惨。邓通此时他就站得够高，但已经顾不得许多，以前穷怕了，这回一下子大发了，怎么着也得吃他三天三夜的鸡腿过过瘾吧。他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得罪了他就是得罪了皇上。邓通醉醺醺，开始飘飘然起来，内心膨胀得一戳就要炸似的。古往今来，小人得志的嘴脸都莫过于此。

有一天，踌躇满志的邓通上朝时居然看当朝丞相申徒嘉不顺眼，还放肆地笑话了他一通。丞相是什么人？能混那么大，可都是踩着别人的尸体真枪真刀打拼出来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柿子。申丞相大怒。依照当朝法律，对丞相不敬是死罪。一退朝，申屠嘉就命令手下传邓通前来受斩，如果不来，斩立决！

这下玩火玩大了，不但烧着自己的眉毛头发，甚至有可能把自己烤成乳猪。邓通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自己的靠山文帝，就急忙去求救。文帝当然知道邓通理亏，就对他说，你先去，我随后来救你。邓通去了之后，果然被申徒嘉五花大绑，要受斩。就在他的头马上要落地时，文帝才派人快马加鞭赶来，大喊“刀下留人”。文帝又不是瞎子，邓通平时做了些什么他肯定有所耳闻，这次只是借申屠嘉之手给他一点教训，让他收敛一些。

在邓通的圈子里，追求上进是被人打压和看不起的。平日里邓通除了走马飞鹰，就是“求学问道”—提升自己拍马屁的功夫。好在他周围的人都是马屁高手，不需要外出寻访另请高明。经过潜心研学，邓通这方面的能力进步很快，这可以从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看出来—文帝经常到他家里玩。

有人说邓通和乾隆宠臣和珅很像，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和珅不光会拍马屁，还有能力，比如他的才气实不亚于那个被人传得神乎其神的纪晓岚。可邓通没能力没才气，只好在吹捧拍马上狠下一番工夫。

努力就会有回报，而努力拍马屁的回报是很大的。一天，文帝请一个相师帮他看一下自己的命运走势，相师当然是拣好话来说，把文帝说得龙颜大悦。文帝又想，我上天还多亏了邓通这小子，也不知他的命运是如何，就顺便让相师给他看一下。相师看完邓通手纹面相后，捋了三遍山羊胡子，说出一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话：“此人结局可不太好，恐怕会被饿死吧。”

饿死？文帝大吃一惊，又将信将疑。他想，自己是天子，如果连宠爱的臣子都保护不了，那也太郁闷了。思索片刻后，文帝说，能让邓通富贵的人是我，我不让他贫困他就饿不死！于是，这个向来以铁公鸡著称的皇帝破天荒地赏赐给邓通一座矿山—严道铜矿，位置在今天的四川省境内。另外还给予邓通掌管西汉“央行”的权力—可以利用铜矿发行货币。邓通的身家一下子就上了亿，成为全国“福布斯”排名首富。邓氏钱币流通全国。然而，命运就像买彩票，中大奖了，有时不一定是福。

在中国，拍马屁最忌讳拍错位置，很多人身败名裂都是由于这个引起的。比如邓通，拍马屁的理论和技术都没有问题，但关键时候，好钢没用到刀刃上，却用到了刀背上。某日，文帝体内突然病毒作怪，身上冒出又痒又痛的脓痈。邓通马屁拍到家，从语言发展到行动，忍着痈发出的臭味，亲自为文帝吸吮痈汁，希望自己这个大靠山的病能快点痊愈。“吮痈舐痔”可以说是拍马屁的极致，直到今天，这种事仍是在时刻上演。

汉文帝待邓通吸完脓痈后，创造性思维忽然活跃，突发奇想，问邓通：“这世上谁最爱我？”邓通心底琢磨，这还用问，当然是我最爱你，你是皮我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这话嘴上不能说，你得想想皇帝最希望的回答是什么。关键时刻，邓通想必须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于是他不失时机地把这个道德高帽戴在了储君太子头上，他说：“当然是太子了。”

这话倒真是文帝想听到的，谁亲能有儿子亲？毕竟血肉相连啊。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邓通哪怕回去再做一百年的梦也不会梦到，文帝居然顺着邓通的话让太子为自己吸吮痈汁！这种奇特性的想法翻遍历史也只有在帝王这个群体里才能找到。

太子在听到文帝的要求后，心里肯定一个劲儿地骂娘。但骂归骂，为了皇位，太子尽管心不甘情不愿，还是把这件旷古奇闻的事给顺利完成了。

文帝死后，太子继位，是为汉景帝。景帝是否像他爹那样迷信史书没有记载，记仇倒是不争的事实。

一天，景帝闲来无事，忆起当年往事，到了邓通这块儿却怎么也绕不过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吸吮痈汁那件窝囊事的罪魁祸首是邓通。这气真是不打一处来，旧恨经过这么多年的利滚利，现在已经很庞大了。

于是，他先找个借口免去邓通上大夫的官职，正准备进一步处理时，恰好有人告发邓通“盗出徼外铸钱”（即出境走私）。汉景帝便借机派司法官员查办这件案子。下面官员揣摩领导的意思，很快就把案子给结了。邓通所有财产都充公了。

邓通最后身无分文，“寄死人家”。依照中国汉字意义的丰富性和死法的多样性，邓通的死其实就是“饿死”，这还真印证了当年那个相师的无心之言。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邓通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行文至此，我给自己总结出一条教训：远离马屁，方能做一个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