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在文化定位和源流传承上完全不同：中日妖怪即便有着相同的名称，但本质上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中国的妖怪，其本质是巫文化时代所形成的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谶纬思想等原始信仰观念的孑遗与民俗化、世情化演变；而日本的妖怪，其本质是戏剧化、怪谈化的猎奇故事，除了极少数原生志怪传奇的主角以外（如八歧大蛇、竹取物语等），日本的妖怪几乎都不具备被追溯文化起源的可能性。

日本江户四大思想家之一的本居宣长，将“物哀”定义为日本民族文化及艺术领域的理念基础，便是将文艺作品中的伦理教条、理性与逻辑思维排除出去，只余下情感共鸣的渲染力部分，从而定义自然主义基础上的作品优劣，这是切断日本文化中对“汉意”、“儒学”之价值联系的开始；其身后弟子平田笃胤更是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汉学批判，确立其了日本文化中的神道崇拜与权力崇拜，这些思想观点在排斥了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影响及汉文化伦理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使得包含志怪故事在内的所有牵涉外来传播的文艺作品，其传入与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理念上被切断了。

本居宣长像

仅以《雨月物语》中的名篇《蛇性之淫》，其改编自中国四大民间传奇之一的《白蛇传》：根据《雨月物语》的成书年代及内容记录，大约可以判断得出，《蛇性之淫》的原始版本为明代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文，其中冯版的《白娘子》虽与今世之白蛇传奇略有不同（如截止于白蛇镇塔，没有水淹金山寺和白蛇产子等剧情），但已经具备后世改编的主要剧情构架，并在文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学及佛教相关道德劝化作用；但在《蛇性之淫》一文中，中国之有情白蛇已经变成了贪恋男色的邪淫妖怪，甚至犯下附身人妻、恐吓乡人、毒杀法师等种种可怖之事，而冯版《白娘子》一文中本身含有的“警世”、“劝化”内容，更是被删减得一节不剩。

明版白蛇形象

如此着力于感官渲染的文学作品，其初读时虽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已经没有了冯版《白娘子》的道德观与伦理考据价值，也更加无法如冯版《白娘子》一样，追溯并保留其源头宋话本《西湖三塔记》的娟丽飘逸；以及中国后世改编版本《雷峰塔传奇》、《义妖传》等作品中“有情有义”的白蛇形象，也是无法从《蛇性之淫》中的狞恶蛇妖内脱体而出的。这便是日本妖怪极容易给人以“空中楼阁”感觉的原因所在。

​因为没有了民俗中承载的道德观念，以及失去了原生地的文艺价值取向，故而流入日本并被改造的“中国怪谈故事”，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片段式内容保留，无法提供更深入的民俗、历史价值给养。故而即便是从中国传承了数以千计的妖怪门类，日本妖怪学依旧是建立于分类应用学上的“无根之木”，除了在数量上徒增记录以外，并没有追溯本源与对照民族心理的考据价值。

近代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其著作《日本的思想》一书中，有提及过日本文化对于外来吸收文化的这一改造特征，即“在理解不同文化的精神作品时，首先缺乏将其视为与己完全不同的东西来理解的思想准备，由这种意义上的聪明所导致的轻率接木的‘传统’，反而使任何东西都不能转化为传统。”这是日本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囫囵吞枣”式吸收应用而不深入消化的典型概括（不仅限于妖怪文化领域，对于其他的中日文化对比领域，此条同样有参考作用）。

日本漫画家水木茂创作的中国妖怪“饕餮”形象

除了因双方民族价值观与文化取向不同导致的信息遗失，中国妖怪文化有别于日本妖怪学的特征之一，还在于双方在现世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定位：井上圆了将日本妖怪学定义为应用分类学科；柳田国男通过乡野考据奠定了日本民俗妖怪学的基础，小松何彦在其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日本乡野妖怪资料数据库……然而这些对于中国妖怪来说，有何益处？

自井上圆了以来，日本妖怪便已经走入了一条不考证源头流变，只记录其“某时”、“某地”存在过的标本化收集之歧路。在柳田国男的《妖怪谈义》一书中，仅以一种会发出“吃了你哟”恐怖声音的“ガモ”妖怪，其不同的日语方言名便有16种之多，而柳田国男也郑重地将这16种不同名称的妖怪视为不同存在而逐一考证其形成缘故与特征，并对应当地民俗，形成了所谓的“ガモ”妖怪谱系。

中国妖怪是否需要这种事无巨细全盘搜罗的标本化记录？中国妖怪文化明明有更广大的康庄大道可以走——无论是民俗学中的文化传承，还是考据学中的信仰阶段，亦或者民族心理学中的价值观参考……中国妖怪文化明明是有“根”的啊！那我们干嘛还要走别人没办法追根溯源才走的求其次岔路？

破而不立人干事？既然要彻底否定掉日本妖怪学对于中国妖怪文化的嵌套影响，那就必须重建起中国妖怪文化可以站得住脚，并能够进行自我验证、自我发扬的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写入作品《中国妖怪学》纸质版图书中，在此不再累述，但请相信一点，这绝对不会是一本简单地将日本妖怪理论延伸后杂糅中国志怪内容的书籍，希望我的一点点个人工作，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加入到对中国妖怪文化的研究与丰富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