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盖主是古今历史上大功之臣十分忌惮的话题，除了霍光、诸葛亮等经天纬地之才，大多数人都是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在晚清同治三年率领湘军攻克天京，挽救清王朝于危亡之中的曾国藩此时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其实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掌兵之时，曾国藩就特别关注这一问题。只不过当时他的关注点是在满清政府对汉人官员的猜疑与不信任的问题上，因为此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建立不世功勋。但随着曾国藩实力的增强，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咸丰五年，当他听到某军机大臣对他有所议论之时，伤感备至，时刻联想到当初东汉的杨震自杀于夕阳亭的下场。咸丰八年曾国藩再一次出山之后，更加注意自我克制，调整自己与清廷和地方疆吏的关系。

从曾国荃包围天京以来，曾国藩就意识到他和清廷关系的转换，开始考虑以后如何收场的问题。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提到：“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尤其是他与江西沈葆桢因厘金问题遭到清政府的责难时更是惶恐。

由此曾国藩一直在积极的考虑战争结束之后，如何应对与清政府的关系。此时，曾国藩能够选择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是自剪羽翼，表明忠心，解除清政府的疑虑，从而寻求退路。二是起兵造反，推翻清廷，自己登基称帝。对于后一条路，现在人们都议论纷纷，曾国藩本人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至少在目前也没有证据能够直接显示（然而此等生死攸关大事，怎能轻易地见诸于文字呢！），但是他的部下，有不少人曾经怂恿过曾国藩破釜沉舟。

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在其所著的《清代通史》中有《曾国藩不做皇帝》一小节，其中引用了很多的小说、笔记、书信等资料，表明曾国藩一些心腹将领都向曾国藩提出类似意见。甚至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李元度等都做过试探，比如“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焉？”等试问，但是都被曾国藩回绝。

坊间还有传闻，说是曾国荃在天京城破之后，因为害怕自己纵容部下抢劫而遭到朝廷的惩处，欲拥立曾国藩起兵，重演陈桥兵变旧事，曾国藩以“依天照梅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明自己绝无二心。虽然上述或许并不是真实的事实，只是好事文人满足时人的猎奇心理所杜撰的故事，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时 说，他仍然反映了当时的背景，曾国藩确实处在一个关键的档口，曾国藩拥兵自立的可能性。

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理解清政府的过激举动或许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清政府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之外别无他法，只有湘军才有可能将天平天国镇压下去，所以当天京被攻陷之后，清政府立即对曾国藩兄弟的采取措施。这样一来，曾国藩必须立即做出决断，或者裁兵自敛，抑或匆忙起兵，总之不能给他多余的时间考虑或作部署。这样一来匆忙中的曾国藩都是对清政府有有利的，同时在军事上清政府也着手做准备，官文守武昌，雄踞长江中上游，而富明阿和冯子材驻守扬州、镇江，扼守长江下游，僧格林沁驻扎在湖北、安徽交界，如此安排曾国藩面临多方的强敌，起兵前途并不明朗。

但是曾国藩没有选择第二条路，并不完全在于这些威慑，也不是曾国藩读了太多的圣贤书，受传统影响太重，主要是诸多客观因素使得他不得不放弃起兵的选择。首先在政治上，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地主阶级士人的赞扬和崇拜，但是此时他的威望仍然不可能与清政府比肩，更别提取而代之了。

此时清政府虽然腐朽，但是在士人阶层仍然有很高的号召力，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唾骂便是明证。曾国藩在起兵时，因为独断专行的作风，树立了太多的政敌，尤其是他的全部心血湘军并不是铁板一块，很多人仍然和他作对。三十万湘军他真正掌握的只有十二万人左右，而曾国荃的吉字营在天京陷落之后，更是军纪败坏，毫无战斗力可言，很多军士只想回家用抢来的财宝度过余生，这样的军队曾国藩增能倚为心腹呢？

剩下的人如左宗棠、沈葆桢很有可能反戈相向，其余人更多的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还有不得不考虑的驻扎在苏州、常州一带的淮军，此时的淮军成立不久，装备优良，训练有素。而淮军的统帅李鸿章虽然与曾国藩关系紧密，但是在这等至关重要的大事上精明的李鸿章是根本不会盲从的，他不像彭玉麟、杨岳斌、鲍超等对曾国藩惟命是从，自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纵观全局，曾国藩起兵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不可能，一旦自己失败，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肯定会对他以武相待，向清政府表明自己的心迹，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因素，曾国藩此时都不具备起兵的条件。再者，就算他侥幸成功，黄袍加身，成为第二个赵匡胤，熟读历史的曾国藩怎么会不知道曾国荃再做第二个赵光义？给自己也来一个“斧光烛影，千古之谜”呢？

如此一来，若按照第一条路走下去，清廷未必就会枉杀功臣，不管自己的下场结果如何，他在品行上是无可挑剔的，自己仍然是侯爵功臣，甚至能够成为读书人心中的一代“圣贤”，就算清政府兔死狗烹，但对曾国藩而言却会千古留名，向来重名的曾国藩怎么不会做这样的考虑呢？

来稿/素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