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足球的历史》，作者：[英]加文·莫蒂默，译者：李治，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乍看之下，也许将一副名牌墨镜放在足球历史当中比较奇怪。不大的眼镜代表了英国过去20年里巨大的文化变迁。这场变迁为足球比赛带来了魅力，也为牛津英语词典带来了一个新的词条 —“WAG”。

当然了，“Wag”这个词汇以前也被用来形容球队中爱说笑、爱打趣的人。这种类型的人会觉得在更衣室洗澡时小便很有趣，或者会在大巴上等门将睡着的时候将他的胡子刮掉一半。

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门将可就要面对家里的老婆，或者太太，或者另一半（无论以前人们对球员妻子是如何称呼的）的恼怒表情了。这种类型的球员家属是属于聚光灯之外的女人，他们将名声留给丈夫，自己照顾家里。和对冲基金经理一样，我们都知道有这号人，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足球运动员的妻子。

让我们来举个诺尔玛·查尔顿的例子，她和博比·查尔顿结婚已经51年了。当查尔顿在1966年世界杯决赛圈与英格兰队冲锋陷阵的时候，他每天要给妻子打10分钟电话。“我告诉诺尔玛过来看看我们的比赛，”博比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但她说这不实际，因为她还必须留出时间来照顾孩子们。”

但是决赛的时候，英格兰队球员的妻子都赶到了伦敦，接着陪同丈夫到达球队在肯辛顿下榻的酒店，共同庆祝击败联邦德国后获得的胜利。而且，大卫·科比特和皮克兹也在那里，他的狗狗在几个月前找到了世界杯奖杯（参阅故事33）。科比特回忆，他和球员的妻子待在一起，与球员不在同一个房间。“球员的妻子是不允许上楼的，”他说，“她们虽然对我的狗表示了很多关心，但心情还是很沮丧的。‘我们的丈夫赢得了世界杯，但足总会把我们困在了这里！’她们说。”

或许是因为当时足球比赛中普遍的性别歧视，女人们才非常不容易。有一次，诺尔玛向伟大的比尔·香克利咨询过他在利物浦采用的4-4-3阵型。芭芭拉·克劳夫也使用过类似的方法。她根本不是球迷，因为布赖恩·克劳夫在20世纪60年代执教德比郡的时候，他的妻子仅仅看过十场联赛的比赛。但是当她的丈夫在1973年卷入与德比郡管理层的苦涩争端后，她发起了抗议运动。“芭芭拉把球员的夫人们召集起来，并为他们争取到了又一场会议。”克拉夫在后来回忆说。芭芭拉是说服丈夫离开德比的核心力量，她和丈夫说他的前途可以更好。六年之内，克拉夫就带领诺丁汉森林队问鼎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

相比之下，现代球员的妻子不会发起抗议，也不怎么发起活动。嗯……她们现在的隆胸手术、胶原蛋白润唇术，以及肉毒杆菌注射也不怎么容易。

这些妻子的统称就是“WAG”（中文意思为球员的妻子们和女友们），这个词是由《星期日电讯报》在2002年第一次提出的，但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才展现出十分贴切的意思。英格兰和往常一样，在球场上的表现一般。但他们的家属在德国著名的温泉小城巴登巴登，却是购物场和酒吧的赢家。她们消费了3万英镑的香槟，酒店的费用高达六位数，而且逛街逛到腿软。仅仅在一天的下午，六名球员家属便在衣服上花费了57000英镑。她们进行消费的时间比英格兰被葡萄牙淘汰出世界杯的时间还要短，因此，当妻子们大肆购买普拉达、古驰以及克里斯汀·迪奥时，丈夫们正在对如何面对菲戈、佩蒂特以及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而绞尽脑汁呢。

在巴登巴登的消费之后，球员的家属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变为名人。其中有人推出了自己的香水品牌，有人出版了图书，还有人发布了张有关腿、臀、腰的圣诞DVD。这样，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将球员家属看作一种职业的发展方向。《卫报》感叹道：“和女性政治家相比，现在很多女孩子知道更多的是球员妻子。”《卫报》对此不以为然，报中称：“21世纪女性嫁给足球运动员的愿望让人们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意识：她们似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召之即来……《卫报》在骗谁？来看看博比·查尔顿吧，他在1966年世界杯期间想让妻子过来，他如愿以偿了吗？也许诺尔玛并不算是今天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她远远比谢莉尔、科琳和卡丽更加自主。或许她对丈夫的满意度也更高，虽然她的丈夫在职业生涯赚的钱仅仅是韦恩或阿什利一个月的工资。撰写《球员家属的日记》的艾莉森·凯文在书中谈起这个主题，她说：“我为她们深感遗憾……我遇到的一些人都发现自己很难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

所以，这副小小的墨镜在我们这部足球的历史上还是应该占据一席之地的。因为历史上很少有如此时尚的纪念物，来代表足球手的妻子在过去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或许对于一两位球员家属，她们佩戴墨镜是为了隐藏自己空无的存在感。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她们的墨镜是用来避免梅赛德斯的银色光芒刺痛她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