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生化武器，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曾经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是日本侵华期间专门研究生化武器的机构。其实说起来，古代战争中早就有了生化武器的存在，并且在战争中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生化武器严格区分的话，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旧称细菌武器，古代战争中涉及使用到的都是生物武器，因为那时候科技没那么发达，提取不了纯度高的毒，更谈不上涉及到化学成分的武器。不过古代的生物武器同样恐怖，比如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就曾经使用感染鼠疫死亡者的尸体作为武器，将其放入坚守难破的城池，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造成欧洲黑死病灾难的源头。

古代生物武器最简单的应用就是武器涂毒，记载最早的就是新石器时代，发现的一具中毒而死的人类遗骨，还有广为流传的关羽刮骨疗伤，也是因为中了有毒的箭矢，这种武器涂毒的方法，直到美国建国初期，美军驱逐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传统的涂了箭毒木的毒箭矢，也让美军大为恐惧，中了就死，很难医治。

在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三次反击匈奴侵扰，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汉武帝好大喜功，为了大宛国的千里良骏汗血马，就发动战争。传说，因为汉军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匈奴难以取胜，匈奴就想了个办法，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其实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术的马匹。所谓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感染疾疫，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现在看，则很可能也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任何肮脏的武器都可能给伤口造成致命的感染，进而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然而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化武器。随着现代生物学和化学的进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已经能够制造出很多真正具备战场价值的生化武器。1914年，德国率先将氯气投入到欧陆战场上作为化学毒剂使用，造成了英法军队大规模伤亡。这种气体可以迅速地破坏人的粘膜组织，导致呼吸道糜烂，严重者会因为窒息而死亡。在战争初期，德国确实凭借这种技术获得了一定的优势，然而，根据战争中以牙还牙的原则，英法也迅速开始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这种极为不人道的武器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惨烈，两败俱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使用了包括氯气、沙林、光气、芥子气等各种生化武器。事实证明，这种武器对付无防护的个人作用不小，但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后，生化武器几乎不会对战局造成任何关键性的影响。率先使用这种肮脏武器的德国，最终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输家。

在二战中，除了日本在中国战区曾经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之外，列强之间基本没有大规模使用这种武器的纪录。德国人在二战中曾经用氯气有计划的屠杀犹太人，却不敢将其投入到惨烈的苏德战场。并不是纳粹和希特勒的道德水平高于一战时期的德国皇帝，而是他们很清楚：如果不用生化武器就能赢得战争，那么根本没必要使用它；如果不用生化武器会输掉战争，那么也没必要使用这种武器，因为用了之后还是会输掉战争，而且会遭到极为残酷的报复。

即便是日本遭到两颗核弹的袭击，也没敢对日本外海游弋美国海军使用生化武器，只用自杀飞机进行神风特攻。日本这种曾经多次犯下使用生化武器战争罪行的国家，也明白对强国用生化武器就是自寻死路的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格鲁尼亚岛试验了1颗炭疽杆菌炸弹，至今该岛仍不能住人。生物武器的罪恶，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极端愤慨。

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出现了比生化武器更加厉害的基因武器，是通过基因重组制造出来的一种生物武器，旨在根据人类的基因特征，选择某一个种族群体作为杀伤对象。之前就有生物学家断言，20克的超级基因武器就足以使60亿地球人死亡，人类千万不能打开基因武器这只“潘多拉匣子”，基因武器一旦问世，人类将面临巨大的灾难。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造福人类，但一旦被战争狂人利用，也会毁灭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