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明史》的朋友想必都知道，魏忠贤可谓是书中最受贬斥的太监，他玩弄权术、残害忠良，致国家于危难之中，正是他加速明朝灭亡，断绝了汉人天下。斑斑劣迹最终导致后人对其唾弃不已，就连其京剧脸谱也是大白脸（白色象征奸逆）。然而史书记载真的可信？魏忠贤就没有做过一点贡献吗？我们不妨以史为据加以探析（翻案党及无脑喷还请出门右转）。

▲《明史》清代刻本

众所周知，每次编修前朝史书的多为一些变节的前朝老臣，他们为讨好献媚，基本都会不同程度地贬低旧主及其臣属以抬高本朝。倘若编史人恰好还是被记载人的“仇家”，编史人会不会公报私仇，在史书上给仇人加几笔呢？事实上，人人都有私心，并非每个史官都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高风亮节。

魏忠贤就很不幸，给他做传的乃是其仇家——东林党人的后人。作为先辈的政治敌人，他们自然不会在史书上给予魏忠贤客观的评价。然而通过蛛丝马迹进行研判，却能发现那时候的大明百病丛生，濒临崩溃，要不是魏忠贤“横空出世”力挽狂澜，为大明续命，恐怕“甲申天变”会提前二十年发生。为什么笔者会这么说呢？

▲魏忠贤剧照

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眼里，宦官干政是朝堂禁忌，阉竖之徒把柄国政向来不能为天下所容。而在大明朝废除丞相制度后，竟有着数次阉竖专权的事例出现，其中尤以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乱政”最为严重。天启皇帝朱由校是个木匠皇帝，喜好木工而极其怠政，朝堂上也尽是一群集体堕落、醉心党争的腐朽官僚。

那时候的“党”和现代政党完全不同，他们是朋党，是以一己私利，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子曰：“君子朋而不党”。在古代，封建统治者最为忌讳官员结为朋党，一旦发现立即革职，严重者还要问斩。可自明朝中后期以来，由于皇帝越发怠政，内阁把柄国家大权，朝中为争夺阁员进行朋党勾结之势愈演愈烈，其中以高立“道德”大旗的东林党势力最强。东林党人认为大明之所以百病丛生，是因为社会道德沦丧，要想改变这一困境唯有集合那些道德高尚的君子，大家众志成城方能排除异己，救民于水火之中。按照他们的远期规划，满朝皆为君子，大明何愁不能大治？

▲明朝大臣剧照

不得不说，东林党人的这一套理论在当时很受欢迎，可现在看来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谁能保证东林党人都是君子？朝中别的党派（楚党、浙党）就全是小人呢？更讽刺的是，东林党攻击敌党的手段非常卑鄙无耻，比如说在晚明三大疑案中，东林党的做法全都不是君子所为。更别说凡是他们参与过的政治案件，谜团甚多、疑点重重，最后都成了悬案。

在魏忠贤当上司礼监秉笔太监后，由于其与东林党素有仇恨，他便果断组织阉党编撰《三朝要典》与《东林点将录》，以此对东林党人展开全方位的报复。有趣的是，阉党们的报复方式却很符合“君子作风”——借东林党人策划的诸多政治事件中出现的谜团发难，用以整治东林党人。

▲明思宗自缢殉国处

只会生搬硬套圣人文章的东林党人很快就败下阵来，伤亡惨重。为报复魏忠贤，在熹宗驾崩后，他们不断在崇祯皇帝面前疯狂攻击魏忠贤，后者很快被迫自尽，东林党人粉墨登场。十七年后，大明正式覆灭。由此观之，号称“君子”的东林党人和魏忠贤的阉党实际上都是一丘之貉，大明就是在其内耗之中山河日下，走向灭亡的。

那为何后世又有魏忠贤为大明续命的一说呢？因为自嘉靖皇帝以来，朝廷就面临着极为严重的财政危机，那时土地兼并严重，地方官僚地主形成利益集团，联合起来拒绝执行“一条鞭法”。天启年间，大明财政已经处于崩溃边缘。魏忠贤担任秉笔太监后，一眼就看穿了大明王朝的脉门所在。于是他从财政改革下手，一方面打压地方利益集团，逼其纳税，实行张居正当年定下的“一条鞭法”，另一方面他又开征商税以扩大财源。

▲明熹宗朱由校剧照

这样一来，朝廷财政收入倍增，有钱好办事，赈灾救民、支援边军抵御外敌的饷银很快下发，大明成功续命。所以说，魏忠贤在大力打击东林党人的同时，从客观上缓解了大明的危局，是大明的功臣。天启皇帝朱由校虽然不务正业，但并不糊涂，他清楚地意识到魏忠贤处理政务的过人能力，因此在弥留之际叮嘱信王朱由检，魏忠贤“忠贞可计大事”，只不过后者并不相信。

▲明朝将领剧照

当然，子渊写此文并非是为魏忠贤翻案，只是给诸位提供另一个审视明末社会状况的视角。任何时期，社会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每个人都不能简单地被划为“君子”和“小人”。因此一些传统史书的道德价值体系显然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