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成书的年代，现 已无法确考，据《易传·系辞下》所载：“《易》之兴，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因而，一般以为《易经》成书于殷周之际。

殷周之际是我国社会的革新年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殷周准则论》中指出：“我国政治与文明之革新，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革新，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由旧准则废而新准则兴；旧文明废而新文明兴。”他说：“周人准则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全国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全国，其旨则在纳上下于品德，而合皇帝、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品德之困体。故知周之准则仪式，实皆为品德而设。”

《礼记·表记》对的殷与周之思维文明作了比较，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然后礼，先罚然后赏。”周则发作了严重革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些改变在《易经》中也有所反映。《易经》中尽管还保留了一些天命鬼神观念，但已开端向品德与智谋的转化。这就是《易经》中的品德内函与蕴函的道理。儒家品德思维源于《易》之品德内函，道家哲学思维则源于《易》之道理。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是以伦理品德为核心的学术派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家谈论是：“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配偶长幼之别，不行易也。”又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配偶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司马谈是站在崇道贬儒的态度谈论儒家的，对儒家的点评不如道家那么高。班固《诸子略》中对儒家的谈论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徙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心于善良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司徒之官为主管教化之官，儒家是以品德教化为业的学术派系。班固对儒家的点评比较公允。

儒家以尧、舜为崇拜的圣人，孔子言行汇编的《论语》中有《尧曰》章，记叙尧传舜，舜传禹的告诫，特别讲到“允执厥中”。这一告诫是孔子《中庸》思维的来源。因而，说儒家“祖述尧舜”是有所据的。但尧、舜年代久远，对儒家的影响是有限的。孔子在研讨礼乐准则时曾宣布夏礼、殷礼文献缺乏的感叹！“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缺乏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缺乏征也。文献缺乏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夏礼，殷礼的文献都缺乏够了，更何况更为久远的尧、舜年代的文献资料了。

根据《论语》所载，孔子直接承继的是周代文明。“宪章之武”，即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与周公。孔子说：“周监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同上）孔子以周文明的承继者自居。《论语·子罕》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匡地被拘禁。孔子毫不害怕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文雅也，后死者不得与文雅也；天之未丧文雅，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是说：周文王现已死了，周文明不就在我这儿吗？假如上天果真要消除这一文明，那么作为后来者我，就不会得到这种文明；天将这种文明交付于我，就是不肯消除这种文明，匡人又能怎么样我呢？

孔子承继周文王创始的周代文明，而相传为周文王推演而成书的《易经》必定是其重要的思维根由。

孔子思维的发展阅历了两个阶段，即五十岁之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建构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伦理品德思维体系；五十岁以后，经过研《易》涉及天命之学，为其伦理品德思维供给理论依据，将其提升为品德哲学。这一论断能够从孔子自述其治学阅向来证明。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能够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对这一句话，近人钱穆等人以为，“易”为“亦”字。但是，从魏时何晏《论语》注、北宋邢疏，皆以《易》为解。何晏注曰：“《易》穷理纵情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能够无大过。”邢疏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易》之为书，穷理纵情以至于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从吉不从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学《易》，能够无过咎矣。”

这一注疏是符合本意的。《庄子·天运篇》中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治有研讨收拾的意思。庄子是战国年代思维家，对孔子多有谈论，这一孔子治《易》之说当为可信。《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白话》，读《易》，韦编三绝。”司马迁是汉代闻名史学家，他的记载绝非无稽之谈。据最新考古发掘出的帛书《易》中的《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皆记载孔子与《易》的联系。帛书《易》的《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是相同的。别的还详细记叙了孔子的弟子对他“老而好《易》”提出了质疑：“夫子何故老而好之乎？”孔子的答复是：“我观其德义耳也。”阐明他是从“德义”方面研讨《易经》的。

假如以为这些记载仍缺乏信，那么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子路》中则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能够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己矣。”

何晏注曰：“孔曰南人，南国之人。”又引郑曰：“言巫医不能治无恒之人。”对“善夫”的注曰：“孔曰：此《易》《恒》卦之辞：德无常，则侮辱承之。”对“子曰：不占而己矣。”注曰：“郑曰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还有对“人而无恒，不能够作巫医”的解说为：人没有恒心，连巫医都作不了。尽管解说有所不同，但《论语》中这段“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为《易经》《恒》卦九三爻辞则是事实。这阐明孔子不只研讨《易》，或引《易》以宣布谈论。

别的，从孔子自述其一生思维演化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论语·为政》）也阐明孔子年五十而思维发作一严重转变，开端转向研讨天命之学，即转向哲学考虑，为其伦理品德建构哲学理论依据。

在孔子之前的典籍中，只要《易》为哲学经典。《汉书·艺文志》在谈论“六艺”时指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求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行见，则六合或简直息矣。’言与六合为始终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故，犹五行之更用事焉。”这是说，“六艺”中的《乐》、《诗》、《礼》、《书》、《春秋》皆为专门之学，即所谓“五常之道”，各有详细内容与详细用处，将跟着年代的改变而失去其效果与价值，而《易》是归于“形而上”之道理，为《乐》、《诗》、《礼》、《书》、《春秋》的理论依据，即所谓“五学”之原，其效果与价值是无限的，即其“言与六合为终始也。”由此可见，孔子晚年转向研《易》，是其思维发展之必定。

我国古代哲学的底子思维是“天人合一”，这一思维形式是《易》所开启的。这就是《易传·系辞下》中所说的伏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为我国天人之学，即哲学之原。先秦各家，皆汲取《易》之思维，建构各自的思维理论体系。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是汲取《易》之思维，将其伦理品德思维提升为品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