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了杨国强教授的《清代的功名与富贵》一文，对于清代官员的公私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在此做个笔记。

在世人的一般印象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似乎在清代做官，个人能掌握的尺度很大。 其实不然，清代的官俸很低，清代的士人，无论是奔波在科举之路上的举子、秀才，还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诸翰林，乃至枢臣宰辅，以及主政一方的道台县令，也就是这些耕读传家，或者历代仕宦的传统士人家庭，按照正常途径，生活过得非常捉襟见肘。在经济上是没有优势可言的。

在科考之路上挣扎一生的包世臣，是第一类士人中的一个代表。在嘉庆道光年间，他曾六赴秋闱而后成为举人，继之又十三次入都会试，每次都惨败而归，等到最终放弃时已经61岁了。也就是说，这位以经世享誉后世的思想家，最终只是个举人，仅作过一任县令，还因遭弹劾而解职。一面是他因不甘心而坚持的四五十年科考之路，另一面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漂流各地，从事各类工作。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他先后做过塾师、家教、幕客，佐戎务、佐河工、佐钱谷、佐刑名；他是安徽泾县人，却常年流转于芜湖、武昌、江宁、扬州、常州、苏州、上海、崇明、淮安、济南、丹阳，西面到过四川，难免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飘零辗转，却一生清贫。后来他自己的居室、文集都取名为“倦游阁”，显露出在长期漂游之后精神上的劳累和疲倦。其他一些举子、秀才，基本上都是这番景象，有的举人甚至依靠摇签算卦来支持下一步的科考。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筹集盘费，都要向富户、钱庄借贷，被剥以很重的利息。在这条路上，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的，基本上就只有当时富商大贾的子弟。

包世臣墨宝

那些终于高中的天之骄子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曾在给朋友书信中透漏，他因经济拮据，租住的地方很不理想，周遭锣鼓喧天，不得清净，而且平日里也有很多无谓的应酬。不仅如此，这位国家的后备干部还要兼职做家庭教师来维持开销。

林文忠

曾国藩的家里总算是有些积蓄的吧，可是他在任时也很拮据。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他给父亲的信中说到，他“目下光景渐窘”，刚好发了些工资，冬天也有可能得到外官送一些烤火费，基本上可能撑过当年。但明年就没有办法了，在北京借钱和老家一样难，好在债主不会强催。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京官举债是一种官场常态。除了少量工资之外，外官的资助，比如冬天的烤火费、夏天的高温费，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可惜对别人的寄望又往往不靠谱儿。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就谈到，除去之前的债务之外，又借了五十两银子。而原本作为常例的烤火费，到目前还没个影呢，基本上没有希望了。由寄望而演为惆怅。

林则徐和曾国藩在当时只是小京官。而乾隆嘉庆朝的朱珪，做过地方督抚、三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身为帝师，位极人臣，然而言及经济条件，却和小京官们差不多。他生前厉行节俭，未有积蓄，身死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极品，也走不出穷境。（我大致百度了一下，朱珪曾经捐过几万两银子，如果这条信息靠谱，可能是由于老爷子淡泊惯了，对自己苛刻，对国家慷慨，他的穷主要是因为他的节约。不晓得杨国强教授是没有这个资料呢，还是觉得这个资料不可信？）

和朱珪老爷子的高姿态相对的，很多京官倒显示出猥琐的相貌。有人记述，京官们在领俸米之日，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质贷。也就是说，久处于这种短缺状态之下，很多人还是会选择为一点蝇头小利去钻一钻。因此，京官多穷并不意味着京官多廉。李慈铭在日记中记到：外官入京时都会带着大把银子，送给中央大员，其中一小部分散给各部各司相熟的人。京官大多贫困不能维持生计，碰到外官入都，就要找理由想办法攀上关系，希望能让外官送钱时有自己的一份，而很多人也以得到这份外财而庆幸不已。他所描画的京城社会相，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因此，和朱珪的淡泊从容相比，百余年来的京官打扮都穷得十分猥琐。

那么，作为京官们所竞相结交和向往的对象，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外官们的经济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明清的地方官虽然名为督抚，但是已经没有“抚”的职能了，基本职责是催着百姓完粮纳税，也就是催课。在收农业税的过程中肯定有损耗，而损耗要转嫁到农民身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损耗却急剧扩大，清道光时“征米一石当正供七斗”，同治之时已经是“两石五六斗当一石”。这就是浮收。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2.6比1的浮收会累积起惊人的财富，应该可以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可是，细读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

其实这就是清代官场的潜规则了。浮收是潜规则，浮收的最终用途更是潜规则。州县牧令用私征浮收得来的那些钱粮，其实并不归州县牧令私有，而是在一层层的进贡，一次次纳献中被重新分配。拜客时有门包，出巡有站规，给上司有节礼、生日礼，升迁调动有谢礼。取得了这些收入的上级们又须分出所得，从别的途径送出去。道光年间，一个由道员升任按察使的地方官进京觐见，花掉了15000余两银子，账单是：“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肯定由他买单的）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这种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把大块切成小块，从民间勒取的钱粮也随之而由近处流向远处。

清代朝廷还喜欢用扣发工资、捐款来弥补国库的不足。然而地方官的开始却要兼顾公私两面，官员所能支配的银子，家小得用、亲友得资助、仆从得发工资，要孝敬上司、要养幕僚、要招呼宾客，还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开支。家小用度无可厚非，而公家的用度是占大部分的。清代大概是没有“三公”经费的，也没有工作餐，迎来送往都得地方官想办法，办法只有在府库里开支，久之就留下了巨大的亏空。“与京官相比，外吏以支配人力物力见胜，也以支配人力物力为累。”这种亏空就成为各个地方的常态，最好不受弹劾，否则一查一个准。查下来要填补亏空，地方官就要拿私产偿还，往往演为一次次的清查和追赔。道光十七年，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短仓库四万多两银子，死后抄家赔抵。抄家的人到他家一看，“门户萧条，孤寡号泣……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

亏空的钱都在陋规中被耗掉了，到头来对谁都落不下好。这种垫赔是一种常态，有湖南人记述到：“湖南州县，无不赔垫。”嘉道时期的名臣陶澍曾提到州县牧令在易任之际往往有“勒接交代”，接任的新官须把前任的亏空认下来才能够受印，所以这些不明不白的账目得以一直延续，一直演变成一本烂账，而地方官还得为此不断地往里赔钱。有的地方在清查府库时发现有陈设玩器以及衣物，说明掌才之人为了对账已经赔得差不多了。靠着多收或者受贿维持官身，其实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实际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清代康雍乾盛世所造出的大量财富，不在执掌名器的士人手中，而在两淮的盐商和广东的行商手中，那些行垄断之利的财阀，无一不是富可敌国。而经营典当、票号、钱庄、船运的那些商帮，也掌握着大量的财富。他们是士人的债主，给得也很苛刻，基本上借一万零银子，只能拿到七千，三千为利息。这种借贷很普遍。嘉庆十四年，有一道上谕说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财政部长）戴衢亨与京城德泰钱铺“交易数十余年，现在尚欠伊铺内银六百五十两”。财政部长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盐商府邸

P.s. 林林总总记了这么多，还是有很多疑惑。杨教授是我敬重的老师，但是总感觉这文章还是有些不圆满，可能还是我的错，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影响了我对历史的评判吧。是否可以这么说，杨教授只是写了晚清士人经济生活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另一面，需要重新整理。另外，感觉中国的政治真的没有进化，《万历十五年》说明朝如此，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晚清也是在这种自欺欺人中虚耗，那么现在能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