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源溯脂砚斋 红学日月长

1970年代，周汝昌(右)与哥哥周祜昌在北京合影。

周汝昌与妻子毛淑仁合影。

《红楼小讲》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生于1918年，今年是先生百年诞辰。

众所周知，周汝昌一生研究红学，是海内知名的红学大家。先生几乎涉足了红学研究的每一个具体领域，并且十分深入，迄今为止都体现了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周汝昌是如何走进《红楼梦》的？他对红学又做出过哪些突出贡献呢？

得胡适赏识

源起《红楼梦》

周汝昌走进红学非常偶然。

周汝昌生于天津，母亲是个《红楼梦》迷。周汝昌小时候常听母亲讲宝哥哥和林妹妹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那里读了不同版本的《石头记》，对这部古代长篇小说有了极深的了解，但他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日后竟然以此为业。

抗战爆发后，平津一带的大部分国立大学都随国民政府迁移到大后方，北平的燕京大学因为是教会背景，所以得以继续留平办学。1940年，22岁的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英语，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校长司徒雷登被日本人逮捕，燕京大学被迫停办。中断学业的周汝昌只好回到天津家中，直到抗战胜利后燕京复学，他才回校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1947年的一天，周汝昌收到四哥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家书，信中提到他最近读了胡适一篇文章，其中有敦诚和敦敏都是曹雪芹好友的论断。这在当时属于新说，一向痴迷于红学研究的周祜昌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委托弟弟代为寻找敦敏的《懋斋诗钞》一书，没料到这竟成了周汝昌研究红学的开端。

周汝昌接到信后遍查北平各大图书馆，最后终于找到了敦敏诗集《懋斋诗钞》，并在书中发现了敦敏题咏曹雪芹的六篇诗文。随后，周汝昌据此撰写了《从曹雪芹生年谈到〈红楼梦〉的考证方法》一文，发表于《天津国民日报》副刊。一直致力于红学研究的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写信给这位在校大学生，对其勉励有加。后来，胡适与周汝昌又多次通信，探讨、切磋《红楼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当时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又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他的来信和鼓励对周汝昌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胡适鼓励下，周汝昌开始研究《红楼梦》，并着手搜集资料，准备撰写《红楼梦新证》一书。1948年夏，周汝昌到胡适家中拜访，胡适特地将珍藏多年的《甲戌本石头记》借他带回家细细查阅。

《甲戌本石头记》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存十六回，是现存《红楼梦》中年代最早的抄本。1927年胡适在上海发现此本后以重金购得，胡适去世后藏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现被上海博物馆收藏。

获教于张伯驹

出版《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还认识一位高人张伯驹先生。

张伯驹年长周汝昌整整20岁，两人相识也纯属偶然。当时学校举办张伯驹的收藏画展，其中有一幅曹雪芹祖辈曹寅的《楝亭图》。周汝昌从同学处得到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四处搜集曹雪芹家族资料，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由此也与张伯驹相识相交，两人志趣相投，很快便成了忘年交。

张伯驹出身豪门，父亲是民初高官张镇芳，和袁世凯家也是姻亲，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前清皇族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一生致力于写诗填词，是一位著名的文化奇人，当时张伯驹住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承泽园，周汝昌常去找他谈词论曲。许多年后，周汝昌还在《承泽园轶事》中记述了这段往事：“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园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它是张伯驹先生居处。”

张伯驹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对周汝昌影响甚巨，多年以后，周汝昌在文章中对此还是念念不忘：“我获教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在胡适、张伯驹等大家影响、鼓励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进步很快，读书期间就已经完成了《红楼梦新证》的主要创作，并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论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

1952年夏，周汝昌从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受聘于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从京华之地来到了遥远的大西南。1953年9月，经友人推荐，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这本书近40万字，对作者曹雪芹的身世、《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身份批语等情况进行了深入探索。周汝昌万万没有料到，这样一部纯学术性的著作，竟然引起了社会各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首次印刷5000册，几个月内便再版三次，总印数高达17000册。当然，周汝昌对《红楼梦》的探索和评价也引起了学界一些不同反响，今天看来，这也在所难免。

对于周汝昌的成就，张伯驹非常欣慰，在阅读了《红楼梦新证》后，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赋词一阕，为老友祝贺：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犹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藉甚，鹰隼出风尘。

此后不久，周汝昌因《红楼梦新证》一书引起了上层注意，随即被调回北京从事专业研究。此间，周汝昌不断补充新资料，至1970年代再版时，《红楼梦新证》已成为80万字的皇皇巨著了。周汝昌后来提出了红学研究有根本性四大分支的论点，即曹学、《石头记》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轶学。周汝昌认为《红楼梦》思想和艺术层面的辉煌，只有建立在这四个分支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他毕生都在为此努力，他的这种思想和努力在《红楼梦新证》中已具雏形。

独解辛酸味

一生研究《红楼梦》

周汝昌是天津人，一位来自天津的资深记者张先生辗转找到他，对他说：“《红楼梦》是国宝，是人类智慧的珍奇遗产，但不太容易读。您身居京城多年，已是首都市民，但原籍天津，家乡都熟闻您研究红学，自成一家，可是还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部书的。您何不讲一讲自家的观点和心得？也可以为乡亲们打开一方新视界。”

早在1960年代初，《光明日报》就曾约周汝昌写了一组关于《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叶恭绰、黄裳等师友纷纷致函作文称赞鼓励，都说这样的文字以前没有，以后也再未见过。但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专栏中断了，读者和周汝昌本人都深以为憾。因为《光明日报》的这个遗憾，所以周汝昌一口答应了张先生的约稿。

这组文章主要阅读对象是普通市民和老百姓，所以周汝昌写得通俗易懂，一连在《天津日报》刊登了30讲，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后来，出版社以“大家小书”的名义将其出版，取名《红楼小讲》。编者在丛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因为报纸约稿时约定每讲限制在千字篇幅，而周先生要讲的内容却十分繁琐复杂，这样的篇幅不容易展开，于是出版时在每篇后面又追加了一个副篇，作为正讲的补充。这本小书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对《红楼梦》的背景、版本、人物、故事、伏笔及前呼后应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精彩解说和点评，堪称是普通读者领悟、阅读《红楼梦》的绝佳入门读物。

当然，周汝昌关于红学的著作还有很多，像《曹雪芹小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家世》《石头记会真》《石头记鉴真》等等不一而足，称得上是著作等身。然而又有谁知道，这些专著周汝昌几乎是在残疾情况下完成的呢？周先生年轻时双耳失聪，晚年又因操劳过度，双目近乎失明，去世前几年两眼全盲。尽管如此，先生却从未停止过思索和写作，这正是：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