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息相吹，南阳人，现居洛阳。文史写作者。擅长近代历史人物和城市史写作。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衰败的旧日要道

南阳，古称“宛”，《陋室铭》里：“南阳诸葛庐”，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刘邦争天下，对于久攻不下的南阳，想放弃攻打，直接西进，被张良拉住，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进军关中的路线，是从洛阳南下，经南阳，破武关，直取咸阳，走的是通往关中的武关道，是一条“捷径”，也是一条险路（南阳西部多山，为秦岭南支），南阳是这武关道上连接荆襄，北通关中的重要城池。东汉立国，南阳也是刘秀集团起家的地方，后来成为了东汉时期的陪都和帝乡。

南阳盆地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西依秦岭、北靠伏牛山、东扶桐柏山、南邻汉江，三面环山，一面水，地势呈阶梯状，以河流为骨架，构成向南开口与江汉平原相连接的马蹄形盆地。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所说的地方，就是南阳一线，南阳正位于“秦岭—淮河”，这条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上。

从军事战略地位上来看，这里虽僻居豫西南，但战略地位独特。南阳占据着沟通南北的要道，向北有通往洛阳的三丫道，向东北有方城道，能够直通郑县（今郑州）、开封，向南有宛郢道，经邓州通往湖北襄樊、江陵，向东南经信阳，可通安徽，所以南阳素有“楚豫雄藩，秦吴咽喉”之称。

南阳境内，有丹水，能够一直到达陕西商南，然后经陆路到长安。其他的主要河流，如白河、湍河、唐河，南通汉水，在内陆漕运尚且兴盛的时代，是北方通往长江的水上捷径。历史上，著名的中原四大水旱码头之一，赊店镇（今社旗）就在汉水支流的唐河上游，在明清时期成了“北走汴洛，南航襄汉，西趋川陕，东进皖浙”的枢纽，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贸易中心之一”（英国学者贝思飞语）。

有人评价南阳盆地的地位：“南阳盆地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

就是这样一座连接南北交通的重要城市，到了清末民国，却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首先是传统交通地位的丧失。甲午战争以后，清光绪帝下旨兴办铁路，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打通了中国南北的铁路交通，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陇海铁路建成通车，中国初步形成了十字交叉的南北和东西铁路线，中国的交通，正式向现代化迈进。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旧有的交通格局，深刻影响了铁路沿线的城市，曾经地处洛阳和开封之间的郑县，因为京汉铁路经过，一跃成为了繁华的都市。而在以官马大道和漕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郑县不过是汴洛之间的中转站，从西边去省会开封的人，过洛阳在郑县住一晚，第二天上午就能到到达省会。

南北铁路的贯通，使以郑州为代表的沿线站点城市一夜之间崛起，但尚未拥有铁路的南阳，其陆路和水运南北枢纽地位从此骤然下降，其中显著的一例，就是赊店重镇的迅速衰落。

南阳盆地，遭遇的还不仅仅是交通地位的下降。种种原因，互为因果。从鸦片战争以降的近代中国，经历一波又一波战争和动乱，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抗日战争……这期间，又有许许多多小规模的战乱，譬如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华、护国战争等等，每一次战争，征兵、派粮、弃尸如莽，受害的都是老百姓。20年代以来，河南境内先后有直军、宏威军、镇嵩军、毅军、建国豫军、国民二军、河南保卫军等名目繁多的武装集团出现。1922年、1925年、1926年全省境内兵源总数分别为10万、20多万和40多万。1930年4月1日，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与蒋介石混战，双方出动兵力100多万、死伤30多万，历时7个月。对于河南全境，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南阳作为屯兵的要地之一，从清末到民国，遭遇了军阀频繁过境的骚扰，每次过境，基本上都是各种明目的横征暴敛，甚至公然打家劫舍。1930年8月，西北军刘汝明部先锋团李金田部至邓县堰子赵楼寨派粮被拒，攻陷赵楼，杀民众3000余人。

天灾、战乱、兵灾，交通地位的衰落，白河的水运又因为上游水土流失严重，而日渐阻塞，南阳盆地基本上到了崩溃的边缘。

据地方志记载，南阳三四十年代，内乡马山口和唐河县源潭镇还出现了“卖人市”，穷苦人为了自家亲人能够活命，卖儿卖女卖老婆，更不用说食不果腹，冬天衣不蔽体，人畜不分，其悲惨可想而知。

社会的衰落，一个显著的体现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三面环山的南阳盆地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下，成了土匪理想的天堂。宛西一带更是土匪活动的重灾区。

“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诗人固然可以如此悲天悯人，但是当穷民变成了土匪，杀红了眼睛，就是对社会稳定的极大危害。

1926年以前，活动在镇平县境内的土匪大约有32股，大约3700多人，其中超过千股的很少，可到了1926年以后，境内活动的土匪减少到9股，人数却增加到1万多人，而且动辄聚集千人乃至上万人进行活动。

民国18年（1929年）春，股匪王泰破赊店，盘踞18天，烧杀抢夺之后，拉肉票1000余人。1929年9月28日夜9时，镇平县县城北被土匪攻破，房屋被烧9000余间，13000多人被拉“肉票”（人质），其中包括在任县长郭学济（后被土匪杀害），全部财产损失300多万。民国20年（1931年）农历四月八日，崔二旦、魏国柱约1000人，破南阳北关，盘踞五天，拉肉票900余人……

当时土匪除了“拉肉票”，还流行一种活动“打孽”——只要有人给钱，他们就按照出钱人的意图，去执行暗杀任务，有的打死一人，有的杀死全家。这给普通老百姓、富户和地方士绅都造成了极大的心里恐慌。寻找靠山，修建村寨或者拥兵自卫，成了许多地方不得已的选择。

据30年代初统计，仅内乡一县的寨防就达100多处，其中一部分为明清时期所修，大多为民国以后重建或新建。南阳内乡这一带的农民，能够进入寨子的，尚可求得一时的栖身，无缘进入到寨子里的，每天晚上以家为单位，扶老携幼，在村外寻找隐蔽的地方露宿，轮流放哨，防止土匪突然袭击，当时流传跑土匪的经验，所谓“满山跑，活到老”。

而河南南阳地区的县长，更是走马观花似的频繁更换。自1912年到1937年，26年间，南阳县长（知事）先后更换了37任，人均任职8个月。如此的高更换频率，自然也就无所谓治理地方，民国年间，地方动荡可见一斑。

强人与乡绅的宛西自治

1927年8月，时任冯玉祥西北军总执法处高等执法官的彭禹廷，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行至襄城县遭遇土匪伏击，被耽误了十多天，回乡后母亲已经下葬。彭廷禹“怀痛穷天，无以自解”，感到“自有生以来，所受到的刺激 莫过于这一次”。自此之后，彭禹廷特别关注乡村问题，尤其是如何消灭土匪。他于1930年在新乡百泉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邀请梁漱溟、梁仲华、王怡柯（河大法学院院长）等国内知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前来讲学。学校受到军阀干涉停办后，镇平新遭土匪洗劫，镇平各界人士恳请彭禹廷回乡，彭受邀返乡，担任区长，开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地方自治。

同一时期，内乡的别廷芳、淅川的陈舜德、邓县的宁洗古都在境内组织了自治武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剿匪。

这四位自治领袖，背景各异——这也多少影响了后来四个人的命运。宛西四县中实力最强的是内乡的别廷芳（49年以前，西峡尚未独立建县，属内乡），别廷芳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出生后被遗弃，幸赖僧人所救，由一无儿无女的张姓寡妇抚养，别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后被当地“老虎寨”的寨主杜升堂雇佣，在山寨中成长起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土匪能手，不少山寨归附，别遂逐渐扩大武装，购买枪支，用别廷芳的话说，他是靠“两杆马枪起家”。别廷芳虽然军事势力最强，但他着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官方背景，是标准的地方军阀。

彭禹廷、宁洗古和陈舜德三人，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归乡精英。彭禹廷与西北军冯玉祥有着密切联系，当时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就直接受到冯玉祥的支持，彭在社会各界，相当有名望和号召力。淅川的陈舜德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家中长辈在清末甚有功名，从小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求学于豫南师范学校，在省城开封结交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于世界潮流和国内政治形势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自治前，陈舜德是淅川筹款局局长，也担任淅川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是淅川兵权、财权的实际控制人，曾经为冯玉祥和孙连仲积极筹备军需，与其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淅川的宁洗古，毕业于黄埔军校，是中共地下党，后国共合作，又加入国民党，与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还有师生关系（后被刘峙诱杀）。

为了南阳各县能够联合形成剿灭土匪之势，由彭禹廷提议，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县进行联防。1930年9月27日，四县联防会议在内乡杨集召开，内乡的别廷芳、镇平的彭禹廷、淅川的陈舜德、邓县的宁洗古等自治领袖参加了会议，会议最后达成了宛西四县联防御匪的协议，同时决定使用“宛西地方自治”的名义，成立宛西民团指挥部，公推别廷芳为总指挥，陈舜德为副总指挥。宛西民团指挥部下辖四个支队，分别由四县各自治领袖担任或兼任。

会上还制定了“十条公约”：1.农兵合一；2.统一指挥；3.抚恤划一；4.粮弹自筹；5.整编保田；6.清丈土地；7.普及民教；8.设保健所；9.采会议制；10.务实去虚。

彭禹廷还为地方自治提出了“三自主义”，即“自卫、自治、自富”，称其为缩小版的“三民主义”，承接了孙中山的理论，为宛西自治奠定了理论基础，解决了其合法性的问题。

自治具体实施过程中，执法官出身的彭禹廷手段相对偏重民事，他建立了从县自治政府到村的行政管理体系，别廷芳和陈舜德（陈重华）则更强调军事化管理。在一次会面中，陈舜德对别廷芳说：“（我们）要仿照清朝曾国藩创办湘军那样，乱世用重典，除暴才能安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其主要手段是建立保甲、推行“五证”以及严刑重罚。别廷芳有一次不经审判，就把泌阳监狱里抓到的土匪，全部杀掉，可见其人奉行的“用重典”原则。

宛西四县，仿照古代，建立了切结连坐制度：甲长保结10户，10户相互切结，甲、保互结，保保连坐。没人保的人家，单独列表。保、甲、花户相互监督，发生案件，一律连坐。

内乡的别廷芳为杜绝土匪流窜和潜入，特别发明了“五证制度”，即“出门证”、“通行证”、“乞丐证”、“小贩证”、“迁移证”，要求内乡所有常驻和流动人口凭证件进行日常活动。淅川的陈舜德认为此举对加强社会控制很有效，就把它引入淅川。

鸦片战争后，西方货物倾销，导致农村传统手工业难以为继，小工商业者破产。镇平一直是纺织品加工地，西方的“洋布”的输入后，倾销国内，对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造成毁灭性打击，镇平的纺织业也不例外。镇平自治委员会根据情况，对传统的镇平纺织业进行了现代化改革，采购了新机器，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制度，重新振兴了镇平的纺织业。

为了改良社会风气，宛西自治不仅建立了乡村师范，培养自治人才，还推行了“五大禁”：禁鸦片、禁赌博、禁纸烟、禁洋靛、禁洋货。此法一经推行“大县每年可省二百余万元，小县亦可节省百余万元”。

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实验相比，宛西自治的乡村建设并不偏重某一项事业，譬如单纯的军事发展，而是涉及宛西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自治派试图通过这些努力，全面提升宛西社会。这与宛西自治握有实际兵权，有较大的自主性分不开。

在宛西自治竖起大旗之初，以彭禹廷为代表的镇平激进乡村精英，就决定依靠地方的力量来推行各项自治措施，他们试图建立代表乡村中下层百姓利益的权利网络，来完成对宛西社会的改造。

彭对当时的地方政权并不信任，他认为，自治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想自治顺利进行，就要打倒官治，打倒官治，土豪劣绅才没有了护身符，各项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彭禹廷激进的自治政策，触犯了时任镇平县长阚保珍（河南省主席刘峙的亲信）建立的地方权力体系，自治派与阚保珍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矛盾。

与彭禹廷相似，邓县的宁洗古也采取了比较激进的自治，1930年，宁洗古被时任省长的刘峙任命为邓县、新野、南阳、镇平四县的民团总指挥（此乃刘峙诱杀宁的计谋）。但宁洗古组织中小学生驱逐县长边万选，枪毙了邓县原自卫队长高明知，与刘峙的地方利益集团产生了尖锐矛盾，被镇平县长阚保珍派人暗杀。宁洗古被暗杀后，彭禹廷还公开为宁报仇，杀了阚保珍，与国民党公然决裂，这也导致了彭禹廷最终被暗杀的悲剧。

宁洗古、彭禹廷的相继被杀，使宛西四县自治更加倚重实力最强的别廷芳，别廷芳将彭、宁二人的遗像挂在司令部内，接过了邓县、镇平自治的大旗。

别廷芳在内乡进行土地丈量，人口统计，又进行农业、工业、交通、教育、金融等一系列改革。还强制发行了“内乡地方金融流通券”作为货币，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

有鉴于宁洗古与彭禹廷的被杀，别廷芳一方面在地方上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积极调解与国民党的关系，与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的一派军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宛西自治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十年。

“胜了不光彩，败了难收拾”

国民党中反对地方自治的一派始终存在。别廷芳与这一派的矛盾由来已久。别崇拜孙中山，但对随意掠夺地方的国民党军阀很厌恶。1930年前后，过路的国民党军队来内乡掠夺，别都极力采取各种手段反对。国民党军阀刘汝明路过内乡，派士兵搜刮民财，士兵统统都被别廷芳暗杀。其他过路军阀，从此也不敢在别的地盘上撒野。

宛西实行联防后，自治势力壮大，国民党欲控制自治派而不能，自治派又怕被国民党吃掉，不敢公开得罪国民党。由于自治派拥有一支三四万人的武装队伍，形成半独立局面，国民党政令难以贯彻实施。时任河南省主席刘峙想派兵铲除别廷芳，被南阳专员罗震、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基分别劝阻，李说：“省主席派国军打民团，胜了不光彩，败了可难收拾。”国民党驻南阳40军军长庞炳勋也写信给刘峙说，宛西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攻打难以取胜，一旦交火，势必祸及百姓，后果又不好处理。刘峙考虑再三，权衡利弊，只好作罢。

宁洗古死后，邓县群龙无首，别廷芳手下在接任邓县时，与邓县其他自治势力发生冲突，别廷芳的心腹将官刘捷三误杀国民党元老王庚先（著名文学家姚雪垠的岳父），让刘峙抓住了把柄，刘峙本来想借机杀了别廷芳，但被别识破，刘峙最后在开封诱杀了刘捷三。

但刘峙依然想找机会置别廷芳于死地，受到当时南阳驻军刘镇华的阻拦，刘镇华还处决了刘峙安插在南阳的奸细。

在刘镇华调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之后，刘峙两次诱捕别廷芳，但都被别廷芳化险为夷。

好在蒋介石为维护统治地位，对地方大员都会三五年进行一次调动。1935年12月12日，任职五年的河南省主席刘峙，调离河南。继任的省主席商震，他对宛西地方自治采取支持态度。为缓和与宛西别廷芳的关系，还特别分配内乡一个国大代表的名额，别廷芳当选，别为了示好，同意加入了国民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南阳地区专员（当时南阳属河南第六区）由朱玖莹接任。朱到任后，首先着手处理与宛西的关系。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民党也有意拉拢地方实力派进行剿匪抗战，朱玖莹邀请别廷芳来到南阳城面谈，两人相谈甚欢，朱玖莹充分肯定了宛西自治的功劳，并邀请别廷芳出任南阳十三县联防主任，一方面挺进宛东进行剿匪，另一方组织民团，配合国民党正规军进行抗战。

1938年2月，程潜出任河南省主席，程潜进一步采取了缓和矛盾的手段，把宛西列为自治区对待，采取了一项特殊政策，承诺宛西自治区内各县县长由地方推荐，省府委任，以示对地方自治的支持。自此，别廷芳同国民党当局的紧张关系，日趋缓和。

抗日御侮，同仇敌忾

别廷芳在宛东配合政府剿灭土匪卓有成效，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朱玖莹也受邀来到西峡口视察，还为别廷芳在西峡口修建的水利工程石龙堰特别题写“别公堰”三字，以示支持。

随着抗日战事吃紧后，桂系军阀势力和蒋介石相继开始拉拢别廷芳。

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命令李宗仁部队撤退到豫南。李宗仁考虑到宛西是通往陕西的必经之路，如果宛西按兵不动，就等于给日军让路，襄樊就会腹背受敌，如果别廷芳不让通过，第五战区几十万大军的给养就成问题。于是派同盟会元老刘汉川接洽，后李宗仁与白崇禧又亲自前往内乡与别廷芳面谈，别廷芳坚决支持抗日，三人很快就抗日救国问题达成一致。

桂系与别廷芳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时任河南省主席程潜也建议蒋介石：“豫北失守，豫东时局紧张，现在只有豫西南暂时安定。南阳为河南粮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别廷芳用兵南阳，此民众大可为国所用，委员长若能亲自召见，以表宠信，对河南战局大为有利。”蒋介石遂在武汉特别召见别廷芳，希望别廷芳能够为他所用。这里有一轶事，别廷芳见到蒋介石，说：“报告委员长，国民别廷芳叩见问安。”遂跪下给蒋介石磕了一个头。蒋介石见状哈哈大笑。有人说这体现了别廷芳是土包子，但如何给蒋介石行礼，别廷芳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

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展开了对别廷芳有成效的统战工作。1938年5月，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对彭雪枫（彭禹廷的族侄，受过彭禹廷的资助，时在确山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朱理治一次谈话中谈到：

“宛西各县有数十万英勇强悍的民众武装，这是我们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先决条件，河南省委应迅速向豫西南发展。”

彭雪枫在分析别廷芳的统战工作时说：“从思想上看，（他）受彭禹廷影响最深，有朴素的爱国爱乡，保境安民思想；从抗战态度上看，他主张抗日，但不坚决。我们可以利用其同国民党矛盾的一面，争取其抗日的一面，防止他反对共产党，动员其合作抗日”

彭雪枫派出了部下刘贯一对别廷芳进行了成功的统战。别廷芳热情招待了刘贯一，为侄子彭雪枫的坚决抗日感到欣慰（彭雪枫为彭禹廷的族侄），彭之后对共产党转变态度，保护了一些地下党员免造国民党杀戮，还出资1万元、筹资3万多元，划出土地，支持中共南阳县委在南阳龙泉寺办起了“芳林酒精厂”（取创办人别廷芳和邰士林名中二字），作为地下党活动联络处。

1939年，日军发起了侵略鄂豫地区的战争，史称“随枣战役”，因为主战场在南阳的新野、唐河两县，人们又称“新唐御敌”。别廷芳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带领民团配合国军作战。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南阳第六区自卫军，相互配合，奋力反击，遂将新、唐二县收复，迫敌南逃。”

曾任南阳地区专员的朱玖莹在《宛西御寇鸿忆录》一书的序言里也写道：“宛西民团配合国军作战，并负责边境守护、子弹军粮运输、退路伏击之责。大捷之日，孙公常示于众，此乃民团协同之共也。”此役，别廷芳根据第五战区的命令，从宛西抽调民团7000多人，后勤运输4000多人，配合国军给侵略者迎头痛击。新唐御敌，激战五天，共歼灭日军2000余人，打死战马近千匹，摧毁日军战车25辆，俘获日军120名。日军仓皇南逃，又遭到民团的伏击，伤亡百余人。别廷芳率领民团，配合政府军成功收复了新野和唐河。

阎锡山的“愧别室”

战后，别廷芳受到嘉奖，但同时，国民党对地方民团的猜忌也进一步加大。卫立煌接任河南省主席后，与汤恩伯一道，决定收编别廷芳的地方民团。1940年2月4日，河南省军事会议在洛阳召开，别廷芳坚决反对收编，在会议上与卫立煌、汤恩伯发生了彻底决裂，别抱病而归，一个多月后，别因病逝世，享年58岁。别死前告诫子孙好好读书，切勿参与政治。死后财产依然是薄田三亩，其人不爱财，不爱官，不好色，为人清廉直率，至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民政厅长李培基率团赴广西调查自治，广西人谓为取法于宛西。

李宗仁制定的《广西建设大纲》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的能力”，是广西的“三自政策”。桂系治理广西政策和宛西彭禹廷推行的自治政策基本内容如出一辙。

生于1925年的文学泰斗王鼎均先生曾经作为国民党部队一名士兵路过宛西，他后来回忆说：

“我对宛西慕名已久，从小就知道别廷芳的名字。我读小学的时候，课文讲到地方自治，列举全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三个模范区，一个在山西（阎锡山），一个在广西（桂系），还有一个就是河南的宛西。 我们对地方自治的概念是，别廷芳说话算话，中央管不了他。

宛西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我第一眼就爱上那里的公路。那时的修路技术是路面中间高、两侧低，有个小小的弧度，形状像鱼背。以我所见，只有宛西的公路符合这个标准，汽车昼夜往来、路面没有轧痕，两行大树成荫、路面没有落叶。他们护路用心，公路分区分段，由沿路各村的居民负责，平时天天扫路，大雨之后立刻补好坑洞，撒上细砂。至于说铁轮的牛车在公路上行走，那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可以说，1930年到1940年间，在以别廷芳为代表的自治领袖带领下，宛西四县，享受了免受土匪兵患，安居乐业的短暂安宁，把土匪横行的地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阎氏曾如此评价宛西自治：“抗战期间，余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守晋西吉县，闻知别廷芳所领导的宛属13县自治情形：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村无讼，家家有余，颇具尧舜圣治之风。余深钦佩，又感惭愧，遂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与山西省政府高级人员之集体办公室，命名为‘愧别室’，并书数语日:‘别彭赤手理南阳，路逢遗物须送还。国权重寄30载，何难何易愧无言。以之自勉，并勉所属。’”阎氏感慨叹：“如别、彭这样的人，没有当国家的权，真是何等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