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兆正

小说的封闭式 圆环结构

房伟《“杭州鲁迅”二三事》发表于2018年第3期《收获》，他诚实地描写了“周预才”、章谦两个人处境的不同，以及归宿的一致，是从历史长河中一件微不足道的逸闻，介入当代生活的尝试。

1928年4月，鲁迅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在上海的鲁迅启事》，此后又收入到他的《三闲集》中。这篇文章，本属游戏之作。许钦文在五十年后的《〈鲁迅日记〉中的我》中有着更为翔实记载。此事的原委大约是当初在杭州确有一个人假扮过鲁迅行骗，不久即遭拆穿。事情至此应该算是结束了，未曾想在整整九十年后，这位“杭州的鲁迅”又现身了，不过是在一篇小说中，担当着第一主角的身份。这篇小说便是房伟的《“杭州鲁迅”二三事》。在我看来，作者正是从这份早已湮没的史料入手，试图虚构出某种东西：“那个时代的底层小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与时代是怎样的关系？他们和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那种底层生存的知识分子状态，又与当下有着哪些双生性的复杂关联？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只能将一个小人物以丑陋的方式钉在《鲁迅全集》之中，而我想打捞他，让假鲁迅和真鲁迅同处于一个历史关注时空。”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视角的变换，本来早已石沉大海、不过是当有人读到鲁迅的那篇文章时才被嗤笑几声的假鲁迅，成了被文学仔细打量、观照的对象。

这篇小说的另一重特色，是作者采取一个封闭式的圆环结构。小说共分六章，在第一章之前，还有一个楔子，它交代了这篇小说的创作缘由与“真实作者”章谦教授，而在楔子中出现的“我”则是章谦的朋友：“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小说对章谦的描绘仅有几笔：“他瘦高，忧郁，头发有些花白。言辞木讷，却有双细长灵动的手。”而关于“我”的形象，大抵可从两人的对话中略知一二：章谦说他以杭州鲁迅事件写了个小说，“我”先是戏谑问他是想混点润笔费还是骗骗女学生，然后便正色劝他赶紧评上职称，赚些快钱，娶妻生子买房买车，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我”，成为了半年之后，为章谦身后事做善后工作的局外人。这是小说第六章的内容；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皆是章谦创作的那篇小说，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杭州鲁迅”二三事》。由是，这个文本便具有一种自我指涉的特质：如果章谦的创作是小说的原生稿本，那么“我”与章谦的生死之交便是小说的次生稿本。

零余者视角中的晚年鲁迅

根据M.H.艾布拉姆斯的看法，历史小说“始于19世纪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作品”，而到了20世纪，又分流为三条线索，其一是纪实小说，其二是非虚构小说，其三是寓言性历史小说。房伟的作品当属于第三类，即“将历史与幻想化的乃至虚构的事件编织在一起”的寓言性历史小说。在真实的历史里，“杭州鲁迅”确曾姓周，不过“周预才”这个名字恐怕还是作者添上的。同样，在真实的历史里，属于他的时刻仅只是被拆穿的那一瞬间，此前与此后皆不属于历史关心的事情。那么，这一瞬间（包括鲁迅的更正等史料事实）也就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中轴，它支撑着作者得以向前向后拓宽瞬间本身的景深空间。

在真实的历史中，亦即根据《在上海的鲁迅启事》的记述，“杭州鲁迅事件”起源于M女士的一封信：“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这个M女士在小说里被虚构为名叫李珍的女学生。不过，关于这个姓周的人何以冒充鲁迅的心路历程，则是历史所欠缺的内容。于是，小说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前半段，便力图刻画了“周预才”被误作“周豫才”以及前者将计就计、索性当起鲁迅的生活。他身边的同事，有羡慕崇拜者，有浑水摸鱼者，可是关于他的内心，作者并不吝啬笔墨：“像我这样，既无财产，也无能力的小知识者，如何才能找到活路？想要从文，写的东西浅陋，投稿石沉大海；即便闹革命，像我这般衰老，革命党也不愿顾看我。……我秘密地热爱文艺。”即便是“这个可怜的梦，我现在也大半忘却。”总的来看，尚未“成为”鲁迅之前，他的生存状况仅仅是：“不过挣扎着‘不死’罢了。”

此外，“周预才”冒充鲁迅的前后，根据作者的想象，也只能目为懦弱的顺服。他从未想过以此暴得大名，不过是在被学生误认、被梅先生宣传的推波助澜下，才咀嚼着这种让日子稍微好过一些的滋味，而内心的不安，也是时常有的。当教员跑来向他哭诉薪水拖欠时，他间接向校长说明情况；可惜再大一点的事情，便踌躇着不敢做了，如学生找他寻求投奔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他就只能一面应付过去，一面为自己的胆怯感到愧疚；而当姜小姐想要委身于他时，他又按捺住冲动，在内心谴责自己的欲望。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小说在第三章后半段，当这个人物被拆穿时，故事并没有戛然而止。作者在其中引用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里的部分文字，且进一步地深描了这位“周预才”此后的命运：事情败露之后，他迅速地就被辞退、被殴打一顿，迎来了无穷无尽的责骂。梅先生卷款跑掉了，姜小姐也恋恋不舍地告别。周预才决定到上海拜见真正的鲁迅。他应聘到一家印刷厂做检字工人。在某天傍晚，“杭州鲁迅”真正地来到了鲁迅家的楼下。作者不厌其烦地写到了此刻他周身的环境：高大的公寓、幽暗的弄堂、各行其是的路人、从弄堂底下望到的天空。周预才从脚底望到头顶，从铺着鹅卵石的青石板、青苔与虎耳草、锈迹斑斑的路灯、微弱的光线、红墙，望到了窗台未收的花花绿绿的衣裤、悠然飞过的白鸽，可是这一切风景皆与他无关。他仅仅是一个“孤独的影子”、行骗的中年——无足轻重的历史过客。从这样一个零余者的视角观察鲁迅晚年寓居上海的情形，自然又是另一种滋味。

历史与小说的关系

历史与虚构构成某种对立关系吗？进而言之，在历史小说中，“历史”与“小说”究竟构成了何种关系？首先，历史小说之所以显得疑难重重，还不在于这个名称上影影绰绰的语义矛盾。当我们考虑它时，所以觉得费解，也不单是由于它涉及了历史的独立场域、特定的时代背景，而是由于它将历史中有据可查的事与有史可证的人，当作了文学虚构的对象。我们知道，有的作者擅长于设想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因为此，他们关注的细节往往构成了历史是否转折的关键之点，就像是当时针转向下一刻时，他们将钟表扭快，将这一刻跳过。此种写法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历史记载的只是突然发生的事件，在此之外，尚且还有无数种可能性的历史，它们重叠在一起，其中的一种被偶然选中，成为现实；余下的则继续保持着可能性的面孔，悬置在既未发生、亦未遭否定的未明状态里，如幽灵一样盘桓在逝去的岁月上空。这是一脉写法；此外还有一种写法，如《“杭州鲁迅”二三事》所代表的，则是并不设想另一种可能的历史如果实现的景观，而是掉转过头在已成现实的历史板块上，寻索它的遗漏和裂痕之处。

诗是可能性的艺术，而可能性的事件之所以“更富有哲理”，便是因为从可能性出发，人们能够进入一个所谓普遍性的广阔的思想空间，而已经发生的事件，毋论其范畴怎样辽远，性质何其高邈，都是加诸限定的事态，也就是类如单子一般的“个别事实”。因此在历史小说中，无论是哪一脉写法，都要比其他种类的小说更为清楚地显示“虚构中存在的真实性”问题。

房伟无疑是对这个蝼蚁一般的“周预才”倾注了感情，但除此以外——让我们重新回到小说开篇那个没有立即回答的问题：作品由此得以提供的那个切实可信的当代生活主旨是什么——他还别有一重隐秘的情感投射，亦即针对在小说第六章重新现身的章谦。在周预才的命运终了之际，“小说作者”章谦也回到了文本之中：“半年后，章谦吊死在单身教师公寓。”章谦的死，不仅封闭了小说的圆环结构，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小说的次生稿本，也让故事的主角从“周预才”过渡到了这个可怜的单身教师。如果说在章谦这最终被退稿的小说里，“杭州的鲁迅”是主人公，那么在房伟这篇刊于《收获》的小说中，主人公正是章谦本人。对于房伟而言，章谦的写作与他的死皆非偶然，在其背后是一个真实而残酷、我们共同置身的当代。（徐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