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问题是晚清吏治的一大顽症。它严重危害百姓，影响政府行政效率，恶化官民关系，败坏官府形象。对于胥吏之害，清朝有识之士多有论述，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改革设想。

小小胥吏办法多

清代的官和吏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官员是皇帝任命的，在地方上代表皇帝的权力。而吏则是官员任命的，是政府里的具体工作人员。吏员的地位很低，工资也极少，每年只有一份“工食银”，一年才六两，每个月才半两。中央各部门的书吏收入主要靠“部费”，即各地来部里办事时，付给中央各部的活动经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权力寻租。

清代中央很多部门权力很大，营私空间也很大。各地衙门找这些部门的书吏办事，不得不给他们很多贿赂。同样一个事，在官长要求参照以前的案例时，他们可以随手拿出完全不同的案例。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六部官员很容易被书吏把持，他们经手的公文很少被那些弄不清“成例”的主管官员否定。所以书吏往往自拟定批文，直接呈送堂官，堂官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好同意。朝廷很清楚，书吏之所以如此贪婪，起因是他们工资低微，还需自备办公用具。但是朝廷为了省费省心，不愿意从制度上承担起庞大的书吏队伍的薪俸开支，因此不得不默许他们通过“创收”实现“自给自足”。所以，很多衙门的书吏居然比官员的收入还要高。

小吏难倒曾国藩

曾国藩做官时，就遇到了书吏的刁难。做了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为家中长辈申请到朝廷的封诰，这是很大的荣耀，但是封诰文书要吏部书吏加盖大印才能生效。曾国藩想早点盖上印，但没想到他这个堂堂二品大员居然遇到书吏的勒索。他由礼部行文吏部，以为办起来很容易。岂不知不另托人不另给钱，书吏就顶着不办。第一次用宝之期就这么误过去了，他不得不另外托人办好。捻军被消灭后，要报销太平天国战争的军费，这要看户部的态度。曾国藩曾托李鸿章打听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户部书吏每报销一百两就要一两三钱银子。太平天国战争用饷约三千万，须银近四十万。曾国藩托人反复公关，最后还是要给八万两银子。后来念及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这次免于报销。按理说这八万两银子省下了，曾国藩也感激涕零，说比得了高爵显官还要感激百倍。但曾国藩还是说这八万两银子“部费”要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以后他还要和户部打交道呢。

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后的一天，在衙署偏院一高亭小伫，遥见一官员正恭持名片，向门子做哀恳状，门子则挥臂喝叱，神态倨傲；那人哀恳无果，怏怏而去。第二天，曾又复见昨日场景。第三天，但见那人从袖筒里摸出一物，向门子鞠躬敬献，门子的脸色马上由阴转晴。不久门子向他通报，有新近补缺的某监司求见。曾国藩一见，正是刚才在门口鞠躬献物之人。曾问监司，为何徘徊督门多日而不进见？监司闪烁支吾，竟不能答对。曾国藩素称“御下严苛”，衙署的门子都如此张狂。

晚清治胥吏之法（一）

自唐以来，吏就是低贱的一类，唐朝规定如果担任过州府小吏的，不得申送进士，这与不守礼教品德有亏者的待遇一样。明太祖朱元璋更明确规定，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到了清代，吏的流品更贱，权势更贵。冯桂芬认为，吏之流品如此低下，并不是自古皆然，而是有个演变过程。在西周时候，吏与士同列，并非贱役。汉武帝时，官署中的属吏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其流品也还不差。唐代以后，吏中也有人通经，元代也有吏做到大官的。明代中叶以后，开始不用贱吏，吏的地位开始低下。

对于吏，既不能不用，其流品又那么低贱，怎么办？冯桂芬主张，变革之法，可以减少吏务，现行案牍减去大半，有些事情并入幕僚工作，而名之曰幕职，同时给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闲之人为之，由郡县学山长择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学中平、历三试不中试者，送郡县充选，兼准应试。如果九年无过，叙丞簿官候选，始脱试籍。丞侔佐贰等官，于郡县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县择其特别优秀者为之。对于改善胥吏结构、防止胥吏舞弊，郑观应认为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善胥吏素质，二是提高司员业务能力。对于改善胥吏素质，应借鉴西方严格律师资格的做法，将律例专设一科，每年一考，列前茅者仍须察其品行，然后准充书吏，锡以虚衔，厚其薪资。倘有颟顸不堪任事者，立予斥革；若其办事勤能，持躬廉谨，则期满之日，本官加结保举，然后录用。对于提高司员业务能力，要严定章程，让他们熟悉律例。

晚清治胥吏之法（二）

冯桂芬指出，在当时官场中，存在着许多完全不合情理的规章制度，极大地影响行政效率，亟应废除。以吏部而言，对于官员丁忧服阕，按理说，只需稽核月日，看其何时丁忧即知其何时应当服阕，现在呢，不相信朝廷命官自己的说法，而要丁忧之人的里邻出具证明；对于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驿之文。

他举例说，他熟悉的一位官员刘文清服阕到京，命署缺，吏部竟以原籍文未到而驳之，这是典型的只信条文不信事实，真是岂有此理、竟有此事！一个人丁忧三年，回来复职，按理说，三年时间，一般不会骤然变老，一看就知，不会辨认不出来，何需验看，但是现在竟要验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事，就在于吏治腐败，胥吏以例治事，不看实情，“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

晚清治胥吏之法（三）

官员任官回避本省，对于减少官员徇私机会或行政障碍，本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对于官员熟悉地方民情风俗，则构成很大障碍，这给胥吏蒙蔽官员、营私舞弊留下很大空间。对此，冯桂芬提出免回避的主张。他说，汉代、唐代、宋代，官员没有回避本省的规定，汉之朱买臣、元魏之毕安敬、唐之张汉周、宋之范仲淹，都在本郡担任行政长官。明代始有南北选之例，后遂定为回避本省，一直延续下来。对于官员回避本省的一些理由，冯桂芬作了批驳。回避论说：“官于本地，关说之径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携便而已。”冯桂芬认为，这一说法是片面的，“不知营私固易，举发亦倍易。阿比固多，责备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孙室家之所托，立身一败，万事瓦裂，非一官传舍之比，乡评之可畏甚于舆论。愚则以为官于本地，较之他乡倍宜自爱自重，亦人情也”。冯桂芬指出，回避的结果，增加了为官成本，加大了行政的难度。

冯桂芬批评官员回避本省之例，“显背三代圣人之制，酿民生无形之害，开胥吏无穷之利”。他主张，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简者不论外，府厅州县各官，用宋朝官僚“无过三十驿之法”。一驿为三十里，即无论有亲无亲，皆选近省，县丞以下不出省，这样，于国于民，均有益处。冯桂芬是官场过来人，他的这一主张，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赵烈文、陈鼎等都认为此议可行。

晚清治胥吏之法（四）

陈炽对于胥吏从同情与理解的角度出发，指出胥吏也是人，饥欲食，寒欲衣，父母妻孥，仰事俯畜，养家糊口，而他们待遇太低，岁给工费，不足供数日之餐，要他们不舞弊，那岂不冻馁而死？他主张，“宜筹闲款，优给工食，务足以养其身家，而后严定新章，禁绝需索，续有犯者，处以极刑，则法令行而生命重矣”。同时，陈炽主张，对胥吏社会地位、政治出路都要酌情考虑，“宜令公正者得保乡官，酌量才能，授以散职。惟差役贱隶，人所不齿，故虐民最甚而积弊最深，宜择安分练事者，或赏给顶带荣身，或咨送勇营补给粮饷，著有劳绩，一律保升，则上进有途，而人思自奋矣”。

总之，减其额，恤其家，重其赏，严其罚，这些胥吏，素知国法，亦具人心，也就会改邪归正，不至于像以前那样索贿营私、殃民害政了。对于如此严重的胥吏问题，还有一些敢作敢为的官员也曾提出一些救治之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改善。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就颁布过《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与《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并尽力付诸实施。他规定，手下官员必须勤政、廉政，不准受贿，不准勒索，审案必须尽速，不得拖延；必须严格约束胥吏；州县官员必须亲自接案审案。左宗棠、彭玉麟、丁日昌、张树声等地方官员，也曾在约束胥吏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效果均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