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啸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房玄龄在任职期间做了什么吧。

唐太宗四年，房玄龄被任尚书左仆射，行使宰相职权，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直至七十岁病逝。

任职期间，房玄龄至忠至勤，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写道：“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 ，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心竭力，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得不合理)。”

选拔人才，房玄龄十分谨慎。他能够忠心辅助唐太宗唐，也是因为太宗曾经说过：“任免宫吏是一件不可闪失的事，用对了一君子，就有许多君子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附合而来。”

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位太子右卫率( 主管太子的安全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器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节气，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虽然他是选取人才的，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是宁缺勿滥。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位子的人宁缺毋滥，实在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事事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造、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贵的精神，着实古今罕匹。

他也时常向李世民进谏，虽未能象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思。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面，他的确是比不上的。一次，太宗忽然发问：自古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为什么经常出现变乱呢？房玄龄直率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官，自幼过惯了富贵的生活，不知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练意志，增长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失误，如对高丽的战争，不但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负担。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他想再次出兵，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闻知此事后，立即上书太宗，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宁，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惠。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赤诚，胸怀宽广，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此和太宗有什么计划的时候，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而杜如陶的根多观点，往往写房实脑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互补充，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写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古今的佳话。

房玄龄从小就爱总结前朝灭的教川。因而在任职期间，他主持编纂了对各类图书的搜集整理工作，包括《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一次，太宗问他：“为什么历史上修的本朝国史，都不让皇帝本人看呢？我想看看你主持修的国史，不知是否可以。”

房玄龄说：“国史应按事实而编修，这样就必定会写到皇帝不好的地方，有时甚至还会加以抨击，当然不让皇帝亲眼看到。”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探望，并亲去慰问，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都是如此，主要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碰上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奉侍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机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规避的，至于如何趋利避害，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至于房玄龄，其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早年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需要他；三是他虽握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挡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领；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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