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作家）亨利·亚当斯已是风烛残年。他以哲学家的态度回顾了内战以来美国的经历。他感到惊讶的是压缩在这短短期间的历史有多么丰富，变化的速度又多么惊人。在这段历史时期开始之际，亚当斯还是个青年，他的同胞还正在与大平原上处于石器时代的部落格斗厮打，彼此之间正在为非洲奴隶问题展开辩论。美国当时还是乡村和农场之国，是西方文明世界一个异乡的边远城区。而今，他在1902年乘船驶入纽约港时，想起了1868年从欧洲回国的情景，于是，细心搜寻往日的界标，竟不见踪影。

——摘自《美国的历程》

镀金时代的美国艺术（一） ：巴黎异乡的远郊

自1776年独立以来，被大西洋分隔的这两片土地依然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而直到19、20世纪之交，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已难另欧洲小觑的美国，在文化气质上，却仍像一位负气出走、尚未自立的小孩。

如果以南北战争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年)做一个粗略而武断的时间分割线，此前的美国历史主要由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写就；而此后直到20世纪初，书写美国历史的人物则组要是由科学家、发明家和那些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们组成，艺术家们尚没有在这本书中留下深刻的足迹。

garhering autmn leaves 温斯洛·荷默（winslow homer） 1877年

在消灭新土地上被殖民者的物质和精神家园的同时，这个年轻的国家随即发现自己并没有创造出独立的、成熟的美学体系、审美观念和审美方式。这让他即骄傲又怯懦，虽然胸怀大志，在现实中却处心积虑，但并未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认可，那时的“美国梦”在外界看来，更多地带着一种野蛮、投机、爆发与欺骗的个人功利色彩。相比之下，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各国均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现代欧洲在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心理学影响日益广泛，基于这些哲学思潮之上。跨世纪前后的艺术家们开始重新审视长达五百多年来自文艺复兴、启蒙时期形成的古老传统，他们借助现代哲学思想开始探索工业文明中人与环境、社会的关系。

尤其是巴黎，在世纪之交正是整个现代艺术的大本营，新的思潮、新的巨匠、新的流派、新的技法、新的主题、新的形式在这座城市的咖啡馆小酒吧内、露天广场戏院舞台上、画廊沙龙中，也包括文艺杂志和报刊书籍里，孕育发芽，茁壮成长，上演着一场场嘉年华。无数的美国艺术家就像没有断奶的孩子一样奔赴欧洲，带着朝圣一样的心情来到这里。

“现代派”意味着对传统、僵化、教条审美标准的否定和质疑，这场五光十色的现代艺术之旅，正逐步取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西方审美传统，成为美术界的主流。刚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为过去的艺术思想、创作方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变得僵化、陈旧。“画得像不像”——这个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命题，不再是禁锢现代画家们的首要问题。

后印象派三杰——塞尚、高更和凡高们，在18世纪后期就点燃了这场视觉革命的圣火。刚刚迈入20世纪后，以点彩派为代表的新印象派很快就显得陈旧过时，虽然这距离修拉在巴黎大受追捧也刚不到20年左右的时间。某个绘画流派从孕育到被公众广泛接受的时间间隔，似乎在快速缩短，并且呈加速度地向前发展。在这个旋转得越来越快的舞台上，很快诞生出了各种现代艺术流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表现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他们在20世纪初陆续登上了舞台，风起云涌、各领风骚。

而那时的美国，正统和主流的审美观依然是对“美国精神”的诠释与颂扬，采用的方式和技法仍遵循于大西洋彼岸过时的古老教条。

1902年重返纽约的亨利·亚当斯，在观察纽约城市的轮廓之前，不可能不注意到，自1886年10月起就矗立在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这尊由法国雕塑家巴特勒迪（Frederic Auguste Bartholdi）设计的雕像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无聊的公众直到今年还在探究这座塑像的原型，究竟是雕塑家本人的母亲、妻子、哥哥，还是一位埃及的女性，这些无聊的信息一直被搬弄着，但这些花边与八卦绝非重点。

这位女神穿着古希腊风格的服饰和冠冕，整体的神情或姿态，却有着某些当时法国流行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古典、神圣、庄严的形式之上，注入对革命与自由讴歌的时代精神，这正代表了当时美国主流的美学观念。

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

巴特勒迪并非第一位用塑像向美国人示好的法国艺术家。比他更早时期，也更有名望的古典雕塑大师让·安东尼·乌敦（Jean Antonie Houdon 1741-1828年）早在100年前，就接受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邀请来到了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曾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在法国时，曾经让乌敦为自己做过一座半身像。他随即邀请让·安东尼·乌敦去美国为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做一座雕像。1875年，乌敦与富兰克林花了近2个月时间从法国航海来到美国。他在弗农山庄与华盛顿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完成这座半身像。

人们对乌敦的评价是：十八世纪末伟大的肖像雕刻家，他的风格是追求理想化的古典主义，但也受到当时启蒙运动思想影响，对人物的刻画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教条，与当时盛行的新古典主义也保持着距离，他注重观察对象的个性特点和深刻的思想，在作品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乌敦是当时法国支持美国革命的一个共济会组织“七姐妹”的成员之一。除了为富兰克林和华盛顿做过雕像外，他还为杰斐逊创作了雕像。乌敦为这三位所创作的塑像，成为后世认可的三位开国元勋的固化形象，这些形象被印刷在邮票上、钞票上、档案中或者各类历史书上，流传至今。他古典而富有启蒙思想、浪漫主义情致的审美标准，与美国开国之初的“共和国风格”，似乎有些不谋而合。

在此之前的殖民时期，美国大部分有关建筑的书籍来自英国，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参考素材，催生了美国产生了大量的“乔治式”建筑（这类文艺复兴式建筑产生去英国乔治家族统治时期，故而得名。乔治时代Georgian，约1714—1830年）称为乔治时代）。除了这种风格外，还有一些荷兰殖民式、西班牙殖民风格。

托马斯·杰斐逊不光起草了《独立宣言》，也是“共和国风格”的奠基者之一。作为一位建筑师，他设计了自己家的庄园——蒙蒂塞洛庄园，还设计了弗吉尼亚大学，杰斐逊拒绝采用哥特式的尖顶，大量使用古罗马风格的建筑要素。校园主楼TheRotunda就模仿了古罗马的万神庙。1976年，美国建筑学会将其评为美国建国200年中最让人骄傲的建筑。如今，这个被杰斐逊本人称作“学术村”的校园建筑群，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大学建筑的范本。

当然，杰斐逊也是美国新首都——华盛顿建筑设计方案的评委之一，在他的审美倾向影响下，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有着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大圆顶，只不过这个大圆顶不像古罗马那样使用石头和混凝土浇筑，而是采用极具美国特色的新材料——钢铁。

美国国会大厦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外景

美国立国之初的“共和国风格”无论从建筑还是绘画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对古典主义的崇拜，在正统与主流的语境中包括这样一些创作主题：对美国立国精神的包装弘扬、对广袤土地上美丽自然风景的描绘、对美国人勤劳善良和睦友爱的道德褒奖，而采用的技法则是古典式的或者兼具欧洲所盛行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风格。

进入19世纪后，相对经历工业文明早已成熟的欧洲大陆，正“在与大平原上处于石器时代的部落格斗厮打，彼此之间正在为非洲奴隶问题展开辩论”的美国，无论在文学还是艺术上，则停留在落后的窠臼中。

1831年7月法国作家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来到美国，直到1832年2月离开，那正是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根据他在美国的考察，他写出了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在托克维尔看来，当时美国的文学完全不能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相比，“严格来说，美国的居民还没有文学。在我看来，称得上美国作家的，只有新闻记者而已。”

同样，虽然官方、正统的“共和国风格”显得宏伟而优雅大气，但处于艰难拓荒时期的美国居民，并没有心情来创造艺术或者对审美做过多的思索。正如亨利·亚当斯所感受的那样：美国当时还是乡村和农场之国，是西方文明世界一个异乡的边远城区。这时美国人民众的审美品味和鉴赏能力，让后人感觉不那么光彩。

后人对他们先辈粗俗品味的描述毫不留情：“不管是由于造成风尚的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很稳固，或者对处理其财富缺乏经验，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他们对所有事物的兴趣都令人感到过分，不论是衣着、首饰、房屋、室内装潢、室外装饰，无不如此。房间里堆满了古董和摆设，妇女身穿带有裙撑的衣服，房屋到处是俗气的装饰。他们不用费力就能找到投其所好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家，但这些人留下作品不值得我们流连赞赏。”

在乌敦来到美国后差不多100年，纽约市终于于1872年拥有了自己一座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但那时坚守政治正确的美国民众和艺术家们，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此刻正在席卷欧洲的一些列崭新的现代艺术表现方式和他们所呈现的千奇百怪的艺术作品。

亨利·亚当斯已经敏锐地感觉到纽约的某种变化。他发现这座城市的轮廓在他的眼中，“像是激动得发狂似的想要说明一桩无法解释的事情。”“一些无法控制的巨大力量”已经迸发出来，把大块大块的石头，大股大股的蒸汽抛向天空。。。。。。历史大道上的旅行者从俱乐部的窗户外眺望着第五大街上喧嚷的情景，觉得置身于戴克里先统治下的罗马。。。。。。从百老汇发出的基督教两千年来失败的乱吼声，直冲云霄，君士坦丁大帝而今安在？”

亨利·亚当斯和他的美国同袍并没有预见到这样的事实：纽约，将在半个世纪后取代巴黎的地位，成为世界现代艺术中心。

而这场世界艺术中心的大转移，伴随着美国自由市场建设的过程，更伴随着美国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本身以及伴随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化、消费主义流行等等现象进行不断地批判和反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