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当皇帝,十分注重法治,按规矩办事。
早在东汉立国之初,刘秀有个亲信因为违法,被祭遵(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小的军市令)杀了。刘秀不仅没有怪罪,反而还赏赐了祭遵,并告诫手下诸将不得徇私枉法,说:“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公元35年,來歙去世,刘良陪同刘秀送葬回来,进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夺道路,呵斥张邯掉转车头;又责骂守卫城门的门候,罚他往前走数十步。时任司隶校尉鲍永于是弹劾刘良说:“刘良不守藩臣礼节,犯了大不敬之罪。”
刘良是刘秀的叔父,是尊贵显要的皇族,而鲍永弹劾他,朝廷对鲍永肃然起敬。鲍永任命扶风鲍恢当都官从事,鲍恢也刚正不屈,不畏强权显贵。刘秀因此常告诫皇亲贵戚说:“姑且收敛,以避开二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官员似乎既忘记了参加革命的“初心”,也忘记了刘秀的告诫,开始干起徇私枉法的勾当。
东汉初年,全国的耕地面积主要采取自行申报的政策。因为关系到切身利益,许多人并不据实申报,而且户口、年龄年年都有增减。所以在天下基本统一后,刘秀下诏,令各州郡进行检查核实。
当时,许多州刺史、郡太守利用手中职权,多行诡诈,投机取巧,徇私枉法,优待豪强,侵刻羸弱,以丈量土地为名,把农民聚集到田中,连房屋、乡里村落也一并丈量,搞得老百姓十分不满,多有怨言。
但由于官吏们欺下瞒上,刘秀起初对上述情况并不知晓,直到建武十五年(39年),刘秀偶然发现陈留郡官吏呈送上来的奏章简牍上面写有“颖川、弘农可以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等字,这才有所怀疑,问陈留的官吏,这是怎么回事?官吏不肯承认,百般抵赖。
当时汉明帝刘阳才十二岁,在帐后提醒刘秀说:“那是官吏接受郡守所下的指令,将要同其他郡丈量土地的情况作比较。”刘秀还是不明就里,又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阳回答说:“河南是京都,有很多陛下亲近的臣僚;南阳是陛下的故乡,有很多皇亲国戚。他们的田地住宅都超过规定,不能做标准。”
刘秀恍然大悟,立刻命虎贲中郎将审问陈留官吏。那个官吏抵赖不过,这才据实承认,情况确实正如东海公刘阳所说的一样。
于是,刘秀派谒者对二千石官员(部长级别)中循私枉法的行为进行全面的摸排核实。十一月,有关部门查到欧阳歙先前在汝南太守任内,丈量土地徇私舞弊,获得不法赃款一千余万。
这个欧阳歙是东汉的现任大司徒,居三公高位,其家族还是教育世家,世代教授《尚书》,有八代人在朝中担任博士,门生故吏遍天下。
所以,当欧阳歙因为徇私枉法而被调查的消息传出来后,守在宫门外替欧阳歙求情的有一千余人,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自处髡刑。有个名叫礼震的年轻人,才十七岁,甚至请求替欧阳歙去死。但刘秀不为所动,仍然下令逮捕欧阳歙——欧阳歙后来死在狱中。
因为在丈量土地中徇私舞弊,次年九月,刘秀又批捕处死了河南尹张伋和各郡太守十余人,真可谓是打击徇私枉法,绝不手软。
正因为对官员徇私枉法毫不手软,采取铁腕整治,所以刘秀才能真正成为中兴之主,实现了汉朝的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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