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已经器成天下走，行于九域，施于外洋。从内陆商道到沿海港口，青花瓷源源不断地输出到旧大陆的每一个文明。其中越南元末明初就学会了青花工艺，朝鲜在15世纪中叶以前学会了青花，日本瓷工也在16世纪也专程来华学艺。很难说哪个更早，丝绸之路上的西亚各国不仅欣然接受了这种符合伊斯兰审美的中国艺术，还主动模仿青花烧制自己的蓝白陶器，祥龙、飞鹤、莲花等中国图案出现在了叙利亚和埃及的陶器上，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首都，伊兹尼克，15世纪的仿青花陶器在皇室的支持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虽然粗糙的陶坯无法与细腻均匀高温瓷相提并论，但表面的釉彩已经有了几分神似。很快，威尼斯和热亚纳商人就把中国的青花和土耳其的仿品带回了欧洲，这种清新雅致光洁温润的中国工艺立刻就倾倒了欧洲的权贵，把它们当作珠宝镶金嵌宝地装饰起来，在今后的半个千年里，都与茶叶和丝绸一起编制了神秘东方的浪漫幻想。可惜巨大的海外市场需求无法令富有的明朝政府动容，民间海禁长期以来限制了明代青花的出口，尽管私运从来未曾断绝，景德镇的产量仍然无法满足欧洲商人动辄以十万吨计的订单。于是越南与日本先后作为真青花的替代产地，先后繁荣起来。尤其是日本的平户藩，刚刚在万历朝鲜一役中掠夺了大量的朝鲜工匠，学会了烧制瓷器，又在本地的长崎地区发现了优质的高岭土矿。来华学习后很迅速发展出了成熟的高温彩瓷工艺，尽管蓝色不够鲜明，描绘不够细腻，画面不够自由，充满了海岛文化的局促气息，但日本自古效法唐土，对中国的文化符号了如指掌，不仅移宫换羽，赢得了欧洲人的广泛认可，还自成一派，在17世纪末之后发展出了别具一格的东洋青花。相比之下，欧洲人就远没有如此近水楼台的方便，贵族们一掷千金地招聘化学家和炼金术士，只为仿制出欧洲的青花瓷器。最早是在16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迪奇家族是第一批尝试者，也是第一批失败者：此前的欧洲人从未掌握过高温瓷，美迪奇瓷器不但酷似玻璃，而且青花的颜色暗淡发灰，与东亚的正宗有着天渊之别。稍晚，景德镇从万历年间开始直接接收西班牙等国的订单，中国图案簇拥着欧洲纹章远赴重洋，与日本长崎出发的仿制品一同抵达了欧洲各大港口，尼德兰的代尔夫特地区立刻有样学样在陶器上仿制青花，虽然硬度和吸水性无法与中国青花相提并论，但蓝白相间的高雅品味也略得神似，代尔夫特陶器（Delftware）由此流传至今，成为荷兰的著名品牌。同样，鲁昂、纳维尔、圣克卢，在整个18世纪，法国贵族都挥斥重金，坚持不懈地追求着中国青花的胎白料蓝，虽然迟迟没有掌握高温瓷的工艺，却在低温瓷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法国低温瓷器的独特风格。终于在1713年，德国麦森瓷器烧出了欧洲最早的高温瓷，他们更加迷恋色彩鲜艳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以制作小型的造型瓷器著称，仿制青花不多，但仿制的色彩相当明亮。而在英格兰，亭台松柳湖心舟图案广泛应用在各种低温的骨瓷盘上，在殖民地也大举流行，完全是安徒生在《夜莺》里臆想东方的另一个翻版；倒是在安徒生的家乡，皇家哥本哈根的蓝白瓷不拘泥于中国的原型，纤细的唐草纹大量留白，自由蜿蜒，形成了独特的美感。但无论如何，中国青花的地位始终不可超越，欧洲仿品的流传反而令东方瓷器更加为人渴望，至今都是博物馆中最有魅力的瑰宝，也是中国文化最鲜明的国际符号。纵观青花的发展之路，从最初的草创融合到后来的强劲输出，开放的态度与进步的技术，永远是对外输出的坚强根基——这是历史给我们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