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回忆鲁迅

文/郁达夫郁达夫和鲁迅都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俩人在文坛上都占一席重要之地。除此之外,郁达夫和鲁迅还是一对好朋友,从很多事情中都可看出俩人的友情岁月。郁达夫和鲁迅从1923年开始相知相交,直到鲁迅去世时,俩人友情相交长达十三年之久。

和鲁迅第一次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

周氏兄弟,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那一时候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两年之后的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了中午,就约他及许广平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诫告亲属似地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

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从此之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住在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层的前楼,许女士是住在三楼的。

有一次,林语堂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只笑着摇摇头。

语堂一直到海婴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屯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敦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吉诃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画。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许广平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1936年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真是晴天的霹雳。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我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活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

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人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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