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明史册中，古代工艺乃是突出的文明成就，为人类文明书写了灿烂的篇章。记载这些成就的文献典籍，不论是工艺论著，抑或是文人笔记，可谓涉及数千年史脉，累积甚多。就文献记载条目分类来看，关于工艺文献的条目大多是归为我国传统文献分目中的“技艺”与“营造”之类。对此记载查检，不难发现从先秦到明清的各种官书则例中均有专门差遣工部官员进行编写的记录。

于是，《考工记》便是所能见到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或手工艺）技术文献，应为春秋末期的齐国官书。该书详实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中各类工种及其工艺制作规程和设计规范，同时也保留了大量的先秦手工业生产技术及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考工记》的编纂，可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商到周这一历史时期的工艺技术和造物思想。

跨越千余载，唐代盛期物质与精神文化空前繁荣，对于事物的归类及散佚古籍的搜集，体量庞大的类书便起到了收录这类文字以便官家查阅的作用。欧阳询编纂的《艺文类聚》出现，这是现存古籍中同属技艺门类的文献大全，其中对于工艺技术的记述，包括了“居处部”“产业部”“服饰部”“舟车部”“巧艺部”等，记载十分丰富。像“居处部”将上古对宫殿的文学想象与历朝历代的宫殿实录汇集于书中，便于查阅与考察，其记载宫殿与朝代更替变化及营建制度可谓有案可稽。

宋代以降，官府与文人群体中出现了集中编纂类书的趋势。同样是以类书形式对工艺技术给予记载，如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御览》，其中明确归类有“工艺部”“器物部”“舟部”“车部”“珍宝部”等属于工艺形式的门类规范。宋太宗赵光义曾表示：“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明史学家胡应麟评价《太平御览》“有功于载籍”。

时间推演到清代，康熙三皇子爱新觉罗•胤祉与其侍读陈梦雷共同受康熙之命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涉及丰富的考工典，分类详细。不论是专门性的工艺记载文献，还是分布于典籍中的技艺规范，这些丰富的古籍资料都为我国古代工艺史的研究提供了足够且完整的有典可查的历史资料。换言之，用考据我国古代工艺史脉络的眼光来钩沉稽古、发微抉隐、考镜源流、传承文脉，文献可说是重要的释读内容和依据，这不仅是加深理解自古至今造物活动传承中的“匠作之业”思维方式。同时，更是通过对这一庞大的“匠作之业”与文献互证进行探究，从而进一步揭示我国古代工艺技术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

检索我国古代工艺文献，虽说与各类文献典籍中的诗话、词话、赋论、文评、剧说、曲话、画论、乐记、艺谭、笔记、书品等相比，其数量明显要少，但涉及到工艺领域的各种事项论述，还是有比较丰富的文论存目，均可作为工艺文献的重要补充，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按照历代文献及相关文论存目归纳来说，古代工艺文献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大种类：

一是散落在不同种类的经学典籍或文论当中的工艺文献，诸如《周易》《周礼·考工记》以及诸子百家言论中，有关阐述工艺文化或造物思想，进而论证工艺技术、造物与赏物活动所涉及到的艺匠、原则、伦理和审美诸问题，还有结合农业、畜牧业、工商业、交通运输及军工使用的各类器具功效的技艺技巧分析等。比如，先秦诸子言论中多有涉及对工艺思想之源的探究，汇集成源远流长的古代工艺思想之大河。诸子言论中的古代工艺思想的觉醒意识非常强烈，不仅带来了古代工艺技术日趋完善的解说，也使得古代工艺文化日趋丰富。特别是诸子言论中关于通过匠作之师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凭借行业技术提升来推动工艺改良，以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解决工艺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更给予我国古代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材料与工艺学领域的变革以更大的促进。

如上所述，仅就“造物”范畴和内涵而言，即突出“规制”与“工巧”为主。然而，我们也发现古人在谈论“造物”问题的同时，并未丢开“赏物”的议论，造物以工巧为胜，多以制器技艺为其关注主体，“赏物”则是对物的“美化”，乃至“趣味”的判断，富有浓郁的人文情愫。例如，自唐宋以来文人讲究清供、清雅。加之佛教自东汉传入后，禅室推崇房香花素为供，影响市井。以此，清供已不限于祭祀和供奉的意义，还表现在日常生活里，文人喜欢清玩以及文玩杂项，增添生活情趣，渐而形成社会审美风尚，这一“物”的美化，是赏物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造物完全能够代替的。特别是明清时期，有王达《竹茶炉记》、高濂《遵生八笺》、曹昭《格古要论》、顾贞观《竹炉新咏记》和沈淑纂《左传器物宫室 》等文人著述，著述中，均有大量关于赏物的阐述，这是我们认识古代工艺成就的丰富遗产。

二是收录在别集中的单篇文献篇目或专题论著，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敏求《长安志》、文震亨《长物志》、李渔《闲情偶寄》和计成《园冶》等。在这些别集和专题论著中，作者通过对工艺及工匠的认识，记录了工艺技术的发生，阐述了工匠文化的内容，形成了富有独特体验及真挚情感的文字记载。而这些记载可谓是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历史，尤其是数量可观的工艺文献，从中我们能够读到许多有意义的史述，其内容是工艺文化的真实写照。

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这部文献向来与《水经注》一道被人们誉为北朝散文著作的双壁。该书云：“一切神皆有无数眷属，即是分任守护也无妨。”在我国早期佛教中，常以关公为伽蓝神。这部书是以记载论述佛寺为纲，极具文学价值，是一本重要的佛学文化历史文献。汉朝佛教鼎盛，佛寺众多，至北魏更是大兴庙宇。据史书记载，仅就洛阳城内外佛寺数量多达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在《洛阳伽蓝记》中也记载了大大小小达八十多所的洛阳寺院。同时，还叙述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也为研究与佛学相关的寺庙建筑寻找到可供参考的依据。

又如，柳宗元以见闻梓人造屋一事反观宰相治国之道的《梓人传》。文中以梓人对小木作的舍，阐明对大木作的“善度材”“善用众工”的精，揭示细致掌握全局要领的关键。可以说，《梓人传》也是考察工匠管理的完整记述文献。尤其是篇中梓人造屋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诸如，规矩绳墨在古代手工业（手工艺）制作中，可谓是工匠所要掌握的基本工具使用要领，将这项基本技能记载下来，曰：“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柳宗元通过与梓人杨浅的接触，发现其善于组织工匠发挥才干的工匠管理能力，“会群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其实，这样的论述早在先秦诸子百家言论中就有提及，况且是结合治国之道的阐述，如举百工“圜者中规，方者中矩”、“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等，这说明传承有序的工艺文献，有着清晰相连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