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后的不久，蔡锷就赶回天津和梁启超商议，为了四万万人的人格，非拼着生命与袁世凯干一场不可。具体先由梁启超做篇文章，打出反袁的旗帜，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对袁世凯实行规劝，促使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避免生灵涂炭。然后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地方的反袁势力，如果梁启超规劝无效，就立即发动军事讨袁行动。因为蔡锷和梁启超是师生关系，如果梁启超发文反袁，蔡锷必会遭到袁世凯的记恨。为了能保证后续的军事讨袁行动能顺利进行，两人势必要装成分裂的样子。

蔡锷和梁启超议定之后，梁启超便用一夜的功夫写成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托人带到北京登报。梁启超这次行动，表现出少有的果敢和坚定。筹安会给他发电报，直言“勿将此文公布”；袁世凯亲自派内侍夏寿田赶往天津，以二十万元贿赂梁启超，让他不要刊印发行此文，都被梁启超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袁世凯见来软的不行，于是派人威胁梁启超：你已经亡命十多年了，还没受够其中的滋味么，何必自找苦吃。没想到这时的梁启超反而不怕死了，笑着回答道，我已经算是亡命的经验家了，宁愿这样也不愿意苟活在如此污浊的空气中！不少的亲朋害怕梁启超招祸，纷纷劝导他。梁启超明示自己的决心，“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扫地以尽”！为了避免拖累他人，梁启超又特地声明脱离进步党，表示以上都是自己的个人行为！经过这样周密的布置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终于发表出来。

蔡锷依照二人的计划，装作与梁启超分裂的样子，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之前，就约了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和其他在京的高级军官一十二人举行赞同帝制的签名活动，并且带头签下了“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在政事方面，蔡锷积极主动参加参政院的会议，赞同立法院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案，奉命唯谨，从不渎职。这和梁启超蛰居天津形成鲜明的对比。蔡锷逢人便说，梁启超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生活上，蔡锷也表现出“姑从事妇人醇酒”，摆出一副沉迷温柔乡的样子。蔡锷和京中名妓小凤仙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然而这些都是蔡锷放出来迷惑袁世凯的烟雾弹，目的就是让袁世凯相信蔡锷是支持帝制的。实际上，蔡锷在自己人面前从来没隐瞒过反对帝制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