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绍铭

“不可否认，以两国当时的军事力量来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几乎是绝对肯定的事实。但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译者的情况下，中方无论是在战争情报还是谈判的过程中，都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这实际上也影响了战争的成败及后果。相反，如果清廷能认识到翻译在战争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他们又是否会这样一败涂地？”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王宏志教授的论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译者》，收在王宏志主编的《翻译史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2011年出版。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年领命到广州去禁烟的林则徐，虽然知道“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重要性，但可惜给他当翻译的通事，没有一个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王教授在书中提到1839年10月有一艘名为The Sunda号的英国三桅帆船，在海南岛附近遭遇风浪沉没，林则徐接见了幸存者中一位名叫喜尔的医生（Dr. Hill）。

据喜尔事后的报道，这些通事在口译时说的都是“广州英语”，“含糊不清，十分紧张，以致于他们在理解上有很大的困难”。

王教授随后引注了喜尔记录中的“广州英语”：“this not all same one other day.Today yumchae all same emperor,all that mandarin have come,all that hong merchant,must crook foot litty.”这两句英文是真的不好懂，王教授也没给我们解说，他只是根据喜尔医生的记录告诉我们，原来这是“要求他们见到林则徐时必须下跪”。

根据这个场景，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两句广州英文这样翻译：

“this not all same one other day”可以译为“今天不同往日，或者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至于第二句中的“yumchae”如果是粤语“钦差”的音译的话，那“Today yumchae all same emperor”就应该是“今天钦差大臣位同皇帝”的意思；“all that mandarin have come”应该是“所有大官都来了”的意思；“all that hong merchant”就是“所有的商行商人”；至于最后“must crook foot litty”，“下跪”的普通说法是“kneel”，但广州通事改成“crook（弯曲）”，倒也传神，可是这“litty”，辞书未见载，还真不知是啥。

看完王教授引住的这些，心里不由暗自一声“天佑中华”。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收到一些情报，说英国人可能会发动战争，他看到了相关的译文资料，确信“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师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制其死命”。

林则徐认定，英国人只善于水战，一旦上陆就会变得手足无措。且看他在1840年7月10日上的奏折中是如何说的：“‘英夷’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制其死命。”经两广总督这么一说，普通百姓有一阵子还真就相信“英夷”因腰和腿裹缠得紧紧的，只能挺直腰板走路，一仆跌倒，再也爬不起来。

百姓被糊涂的通事给误导也就罢了，负责保家卫国的朝廷官员也将通事的情报信以为真，那后果就相当的严重了。

当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没想到还要在陆上迎战“英夷”，完全相信厦门的炮台及石壁能够阻挡英国军舰的炮火，可没曾想，英军从两侧偷袭登陆，根本就没出现“一仆不能复起”的现象。天朝水师刚一接触，瞬间就溃散了。而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一直到看了颜伯焘的奏折，方才知道“英夷”士兵是水陆两栖动物。

看了王教授的文章，深感清廷当时对办洋务就从来没有认真过。当时所谓的“通事”，不是曾在“夷地”居留过一阵子的“海员”，就是广东洋行的“买办（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即便会一点“夷语”，也不一定就懂“夷文”。

另外这些通事的口语能力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名由伊里布派遣到英阵营传递消息的通事，由于没法准确表达，几乎被英兵所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