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绍铭
“不可否认,以两国当时的军事力量来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几乎是绝对肯定的事实。但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译者的情况下,中方无论是在战争情报还是谈判的过程中,都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这实际上也影响了战争的成败及后果。相反,如果清廷能认识到翻译在战争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他们又是否会这样一败涂地?”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王宏志教授的论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译者》,收在王宏志主编的《翻译史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2011年出版。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年领命到广州去禁烟的林则徐,虽然知道“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重要性,但可惜给他当翻译的通事,没有一个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王教授在书中提到1839年10月有一艘名为The Sunda号的英国三桅帆船,在海南岛附近遭遇风浪沉没,林则徐接见了幸存者中一位名叫喜尔的医生(Dr. Hill)。
据喜尔事后的报道,这些通事在口译时说的都是“广州英语”,“含糊不清,十分紧张,以致于他们在理解上有很大的困难”。
王教授随后引注了喜尔记录中的“广州英语”:“this not all same one other day.Today yumchae all same emperor,all that mandarin have come,all that hong merchant,must crook foot litty.”这两句英文是真的不好懂,王教授也没给我们解说,他只是根据喜尔医生的记录告诉我们,原来这是“要求他们见到林则徐时必须下跪”。
根据这个场景,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两句广州英文这样翻译:
“this not all same one other day”可以译为“今天不同往日,或者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至于第二句中的“yumchae”如果是粤语“钦差”的音译的话,那“Today yumchae all same emperor”就应该是“今天钦差大臣位同皇帝”的意思;“all that mandarin have come”应该是“所有大官都来了”的意思;“all that hong merchant”就是“所有的商行商人”;至于最后“must crook foot litty”,“下跪”的普通说法是“kneel”,但广州通事改成“crook(弯曲)”,倒也传神,可是这“litty”,辞书未见载,还真不知是啥。
看完王教授引住的这些,心里不由暗自一声“天佑中华”。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收到一些情报,说英国人可能会发动战争,他看到了相关的译文资料,确信“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师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制其死命”。
林则徐认定,英国人只善于水战,一旦上陆就会变得手足无措。且看他在1840年7月10日上的奏折中是如何说的:“‘英夷’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制其死命。”经两广总督这么一说,普通百姓有一阵子还真就相信“英夷”因腰和腿裹缠得紧紧的,只能挺直腰板走路,一仆跌倒,再也爬不起来。
百姓被糊涂的通事给误导也就罢了,负责保家卫国的朝廷官员也将通事的情报信以为真,那后果就相当的严重了。
当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没想到还要在陆上迎战“英夷”,完全相信厦门的炮台及石壁能够阻挡英国军舰的炮火,可没曾想,英军从两侧偷袭登陆,根本就没出现“一仆不能复起”的现象。天朝水师刚一接触,瞬间就溃散了。而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一直到看了颜伯焘的奏折,方才知道“英夷”士兵是水陆两栖动物。
看了王教授的文章,深感清廷当时对办洋务就从来没有认真过。当时所谓的“通事”,不是曾在“夷地”居留过一阵子的“海员”,就是广东洋行的“买办(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即便会一点“夷语”,也不一定就懂“夷文”。
另外这些通事的口语能力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名由伊里布派遣到英阵营传递消息的通事,由于没法准确表达,几乎被英兵所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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