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知性力，一个民族的审美标尺，审美意识及其审美力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个民族的走向。

而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在这当中呈现了出来。当然，我们的社会审美是在不断的形成、稳定中，又不断地追求超越与突破。

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发展史，也就只是在这种思维意识形态上的超越与突破上，才有着了发展与跨越的可能性。

​

从李宗吾的论述中来看，他在学术层面上，也是有着，或者说是接近于这种超越与突破性的呈现力度。

“皇帝”蹂躏“民意”，“圣人”蹂躏“思想”。中间有点区别的是，皇帝的专横，是皇帝自己做出来的，应由皇帝自己负责。

圣人的专横，是后人借孔子招牌做出来的，孔子不能自负其责。

是的，不论是所谓的愚民与教化，或者说是普世，其实我们羊性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不是孔子一个人做出来的，没有我们民族性格上的应和，孔子怎么能做得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而我们长期以来的民族性文化意识形态里，确实也常常是“皇帝”蹂躏“民意”，“圣人”蹂躏“思想”。

​

这样一来，似乎我们也有着大一统的优良传统，我们历来都不仅仅是想在地盘上实现大一统，在思想上也总是想着大一统的事情。久而久之，我们百家争鸣的思想意识形态给扼杀了，连形式上的东西也差不多给丧失了。

而李宗吾在近现代社会中，借助其厚黑学的力道，为思想上的“自由独立”讲了几话合乎社会客观规律性的话，在学术性的语境中，发出了点更为人道，更为人性化的声音，虽然受到了不少的指责，但终究是为“万马其喑究可哀”局面，撕破了一道口子，让一些人看到了些曙光，这也是不小的贡献了。

所以，不论是孔子的伟大还是可恶，但是，孔子作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座标识，其本身是客观存在着的。

而正如姜戎所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农耕民族中，羊性的民族性格，其欲望与自我否定，及其互动性，在愚民政策中自欺欺人地做着反人性举动的同时，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给这个民族酝酿着民族性的重大灾难。

​

而在这样的思维之茧的作用下，最为可悲的是，还要用这样的羊性审美视野来开化后人，结果，又让上一代，或几代人的这种悲哀在后人的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