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会十分好奇，“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等谥号是如何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

话说周人想要姬姓天下世代不变，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人王及其统治集团成员的行为上，不仅希望他们一时能做到敬德明德保民，还希望他们一生一世能坚持下来；不仅希望一代人王及其同时代的统治集团成员能如此，还希望世世代代的人王及其同时代的统治集团成员都能如此。

为了确保督促和强化他们的道德行为，周人确立了谥法制度。

谥法起源学界有四种说法：一是周公制谥说，二是西周以前说，三是西周中期说，四是战国说。

金景芳先生主张周公制谥说，是周公为巩固周政权而制礼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金先生又同意王国维的“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观点，这样金先生的结论是，谥法制度的“制定与贯彻执行，不是一回事。不妨说制定者是周公，而贯彻执行的则是另一个人。”

​汪受宽教授研究的结论是：“至于周王的称号，现在已发现的礼器铭文中，武、成、昭、穆、共、懿的王号是生称……从孝王开始，就不见生称周王尊号，而是死称美名（谥号）了。这就是说，谥法由穆王以前贵族称颂故去的父祖开始，经过一百多年，终于被周王室所接受，作为追荣天子的典礼之一，自此，周王再没有生时的尊号，只是死后加以谥号。于是，到周孝王时（约前909－前895年），谥法正式成为周朝制度了。”

汪受宽教授的研究，将金景芳先生认定的“贯彻执行的则是另一个人”给予了定论。

童书业先生的观点是“西周中叶以后，谥法实兴，渐取生号之制而取代之”。

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需要一个过程，从上所述，可推定谥法制度的落实确是在西周中叶，但是否为周公所制，仁者见之谓仁，智者见之谓智，学者们同以《逸周书·谥法解》中的 “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之言作为制谥的证据，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

​我们可以不必纠缠谥法是否为周公所制，但至少应与周公有关系，因为《周书》中，许多代表周公思想的话语，都强调人王的德行问题，而谥法的作用恰恰是对人的行为的一个评判。“谥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周人对周公新天命观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至西周中叶，终于将这种思想通过制度的建立给予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