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中国之初，正值西方世界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之时。科学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推动西方文明迅速超越东方文明。而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因而逐渐增多。尤其是康熙时代，开明自信的康熙开始了广泛的外国交往，康熙帝亦成为第一个为众多外国人所关注评价的皇帝。所以今且以外国人之眼光，来审视这位千古一帝的过人之处：

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通史》称：“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康熙’这一年号下，统治中国60多年，并成为17世纪的伟大人物。同时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一位精细的管理者，一位渊博的学者”、“康熙曾有过几回巡视，他不但视察公共工程、宽赦囚犯、聆听民间疾苦，而且还亲自审阅那些有志向的举子的科考卷子。一位为此而吃惊的教士写道：‘康熙甚至会召见那些地位低下的劳工和农夫，并以一种友善可亲的态度同他们交谈，这使他深得人心。’也许是因为经常外出巡行，并能亲临下层，康熙学会了识别18个省中13个省的方言。”

而更具影响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亦称：“玄烨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的统治时间不仅仅是最长的，而且也是最具有活力的，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更是最复杂的。也许同时他是冷酷而且粗心大意的，在判断的时候会犯错误，但是他却拥有敏锐的自我分析能力以及对帝国的使命感，这都标志着他是少有的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人。而且被众多历史学家所注意的是，康熙的统治可与俄国的彼得大帝以及法国的路易十四相媲美，而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标志着前工业时代，传统君主王权的最高阶段”、“而且，康熙在很多事上，行事果断，对于统治和文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事，而他的人品与品格则成为理解导致清朝秩序巩固的众多因素的入口点。”

1792年曾作为英国访华全权特使，为乾隆祝贺八十大寿的英人马嘎尔尼在其著述中写道：“时至今日，正如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所讲，康熙皇帝对科技有很浓厚的兴趣，但无论如何他的后世子孙并没有继承他的这一优点，甚至也没有继承他的其他优秀品质与聪明才智；因为现在他们的国家政策与王室的虚荣感正在共同抵触着我们所表现出的优秀杰出方面的一切事物，尽管他们毫不怀疑我们的卓越，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学习会如何利用这些。”正是这位特使，他在访问乾隆时的中国后向英国议会写出报告说：“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一百五十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地遇见了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评价其同期的康熙皇帝说：“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由于精通历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欢心，以致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并公开讲授基督教义。”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也曾评价说：“现世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个空前伟大的君主。他对欧洲人颇怀好感，但起初还是不敢违法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规形式公开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亲政之后，方才办到这点。事实证明，正是康熙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快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就连自宋以后开始轻视中国的日本人对康熙帝也极为尊重和推崇，他们组织翻译了康熙的《圣谕》，并且尊称康熙帝为“上国圣人”。

大清王朝开国之际的历代君主都可谓雄才大略。其中，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以马上得天下，武力之功较之政治建设更为突出。唯有入关后之第二帝康熙，虽以冲龄即位，却能于少年时即挫败政治对手鳌拜，而后曾坐镇北京取得了对三藩和沙俄的战争胜利，征服在台湾的汉族政权，创立“多伦会盟”之形式而联络和巩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并于其任内第一次以现代文明国家的方式，用条约形式确保清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控制。作为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不但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在治理天下时显示了宽阔的胸怀和过人的能力。尤其是其能够接受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成果（虽然有论者以为其所以重视科技者不过用其为玩，下有专论），是以在康熙之朝，中华文明尚能煌煌于世界之林，可惜的是，因为清朝一族的文化局限性，康熙晚年，最终选择了进一步的闭关锁国与排除与世界的进一步接触，终于导致其子孙最后被西方的洋枪洋炮所彻底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