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唐太宗主政以后,开始搭建自己的权力班子。理所当然的,他的心腹迅速进入了大唐帝国的权力核心,而麾下将领也全都进入了军队高层。
以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02
如果光是这些人的话,虽然别人说不出什么来。毕竟,改朝换代、论功行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那样做说白了就是一次成功的政变而已,那李世民真心治理国家的诚意就表现不出来了,格调岂不显得太低?
所以他要兼收并蓄,量才使用。比如魏徵、王珪、韦挺等人原来都是典型的太子集团的代表,这时都受到重用。
反而是一些秦王府的故旧,由于才学不足,能力有限,并没有得到重用。
有一次房玄龄曾私下对李世民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进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这样一来,既显示了李世民的宽容大度,也给大家表达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是真心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的。
03
他又总结隋文帝为政的缺失,采纳侍御史张玄素的建言,对官员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也同时对他们进行绩效考核。
他认为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最终造成帝王的独一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
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学,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
04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才能除弊政,兴新政不是?
公元629年,李世民命百官上疏直言朝政得失。这对多数人来讲是件好事,因为谏言一旦得到皇帝采纳就有可能青云直上。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帝王,多是顺从而不违背,用甜言美语来讨人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准隐讳,要一一说出我的过失来。”
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圣德教化,导致天下太平,据我们看来,看不出有什么过失。”
黄门侍郎刘洎对答说:“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如无忌等人所说。但不久前有人上书,遇到言辞内容不合陛下心意的,有时就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的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在奖励进言者吧。”
太宗说:“这话讲对了,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05
王珪由于李建成陰谋作乱之事所牵连,被流放到云南嶲州。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
作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太宗采纳。
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太宗说:“你所谈论的,一一点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永享安定太平的。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何必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
太宗还曾经对王珪说:“你如果一直做谏官,我必定永远没有过错。”因而更加器重厚待他。
06
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黄门侍郎,参与国家政务,并兼任太子的老师。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
一次,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强,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干。”
同官在朝中,只有皇帝有资格来评价诸臣的好坏,大臣之间说别人好坏,那是犯忌讳的事情,何况这些的官位都比王珪要高呢?王珪顿时为难了。
看到王珪不吱声,太宗发话了:“今天难得诸位都在,有什么为难的?朕都能兼听则明,我相信诸位臣工都能接受别人评点的,但说无妨。”
有了皇上这句话,不说也得说了。王珪向大家作个揖,说道:“为国兢兢业业,干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玄龄。以纠正偏颇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耻,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
众人一看王珪像皇上似的在那里进行评点,都屏气不好发言。王珪说完后看看皇帝,又看看这位大人,轻轻的吐了一口气。
07
李世民一看,好小子,我让你评点一下大家的优缺点,你倒好,给你搭了一个演讲台,你倒是好人做到底了。但是,王珪的评价也很中肯,无法挑剔。唐太宗遂转变思路,问道:“爱卿光是评点了众臣,那么你自己呢?”
王珪好像知道皇上有这么一问,脱口而出:“对于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疾恶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
太宗听完,哈哈大笑。这时在座的诸位大臣才干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08
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并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有一个小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公元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公元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公元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连罪犯都知道如期来接受斩刑,那还有什么人不比他们要行为高尚。所以说,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真是达到了封建社会一个精神文明的顶点。
参考资料:《贞观政要》唐·吴兢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
《新唐书》宋·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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