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之治:“盛世”表象下的帝国危机

近代以来,多有史家认为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被有意浮夸和虚构的“盛世假象”。《要略》反复考证于各种史料,亦认为被后世广泛赞颂的“康乾之治”,实际上已经深埋下清朝走向衰落的种子。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之:

一是康乾之时政治腐败愈演愈烈。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入关初期任用大量明末腐败制度下的污官垢吏,政风一直不好。康熙时代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吏治尚好。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爱著称,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雍正即位后加大反腐力度并采取高薪养廉之法,吏治有所好转,但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了乾隆时期,吏治渐致大坏,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个和珅的家产竟能达到8亿两白银,可见腐败之烈。史载乾隆中叶以后,官僚腐败日益猖獗,“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

二是国家虽大而不强。清至乾隆中期,国家人口达到三亿以上,国土面积1300万平方公里。可谓当时世界上国土最辽阔的国家之一。但是,以如此体量之大国,清廷在历史上几次对尼泊尔、缅甸、越南几个小国的战争,却是屡吃败仗。即便是剿灭如“大小金川”和“林爽文起义”这样的小规模民乱和反叛,清朝军队的战斗力表现也是相当无能。今人所谓“康乾之治”,是因他们“幸运”地没有遇到较强的外敌入侵。再从经济规模来讲,康乾时期的经济规模确实比西方英国要大得多,但在经济质量和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则远不及英国。当时清朝统治者采取了落后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朝廷不但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而且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商业贸易。

三是国家财政富足而人民积贫积弱。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年份达到八千万两,常年保持在六千万到七千余万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康乾时期,虽然曾大规模蠲免钱粮,但清朝治下的多数人民群众依然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尤其是清朝入关后所采取的“圈地为奴”政策和“沿海迁界”之政,更使中国京畿重地和沿海富庶地区无端出现了大量流民和灾民。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井离乡。沿海迁界,仅仅为了让盘踞台湾的郑氏集团得不到大陆的物资,清政府即强制沿海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所有居民迁移,而且,清政府的沿海迁界实质上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到了乾隆主政时期,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亦为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

民国以来,学者多对所谓“康乾盛世”持怀疑态度。近人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词的是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但当时及之后20年间,大多学者都对“康乾盛世”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要略》结合近代以来的大量史料,亦认为这一说法乃清廷御用文人遗老“空造”而出,他们仅仅依据此一时期人口数量的激增而赞美和两位相对形象较好的皇帝。殊不知,在康乾时期,中国相继经历了“三藩之乱”和“准噶尔部叛乱”以及大大小小数十次民乱。尤其是乾隆统治后期,民乱四起,贪腐成风,民不聊生,以致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记载道: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像叫花子一样(穿得)破破烂烂。而康乾时期中国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明代徐光启大力推广美洲作物番薯,使中国的国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民,而且大大延长了中国人的寿命。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时期,大可称之为“番薯盛世”,其本质仍为明朝时期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入交流之历史遗产,与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对外闭关锁国的康乾二帝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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