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我军对战俘的优待政策，那是从红军刚开始建立时便已经形成了的。当时的内容还比较粗糙，主要是除了顽固不灵的少数外其他的不杀也不侮辱他们，更不会搜抢他们身上的财物，有伤有病的和我军一视同仁的治疗，如果愿意加入我军的欢迎，经过思想改造后即使想走的也不挽留，甚至还给他们路费粮食走。日军全面侵华后，朱总和彭总签发了《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内容比之前红军初创时自然详细不少，但核心内容还是一样的。为了专门教育感化抗战时期被我军俘获的日军，军委在1940年的时候还决定在延安建“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的一天，伟人亲自参加了学校的开学典礼并留下题词。

我军对战俘的优待和改造政策威力是十分巨大的，从红军时代开始，许多被我军打败俘获的敌人很快便加入我军并成为最坚强勇敢的战士。解放战争时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如1948年11月2号辽沈战役结束时我军俘获47万国军，他们中大部分都加入了四野。然后不到1个月的11月29号这些被改造过的国军便跟随四野入关和华北军区一起参加了平津战役，这次战役结束又改编了52万国军，这些被改编的国军再次跟随四野从北京一路南下横扫到解放海南岛。往往许多人在国军指挥下时战斗意志薄弱、凝聚力低、纪律混乱，但一旦经过我军的俘获改造后就变得斗志昂扬视死如归，前后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

我军优待战俘和改造战俘的政策不但对国军有效，对日本战俘一样成绩斐然。仅仅1941年10月，就有35个被俘日本军人宣誓加入我军。被改造的日军不但有加入我军的，还有很多人认清了日军侵略的本质而开始反省战争，他们组织了许多反战组织对在华日军和日本人宣传日军侵华的罪恶和不得人心，如“日本人解放联盟”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这些反战同盟对瓦解日军的战斗士气和抵抗意志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45年盟员数量超过了1000人。如1942年在山西的“觉醒联盟”在对战休息期间对日军喊话使得日军抵抗意志大减，冀鲁豫的“反战同盟”和清丰县的日军联络宣传我军优待战俘的政策后很多日军就主动丢掉武器逃到我军这里来。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看出我军优待战俘的政策效果，1937年—1939年里八路军里的日本人绝大多数都是战败被俘的，但1940年里面投诚的有7%，42年的时候投诚的占到18%，43年这个比例进一步提高到48%。美国迪克西使节团考察了我军对待日本战俘的情况后大受震动，他们把信息发回国内后《纽约时报》还对此发表了评论。

因为反战同盟的宣传，许多日军对侵华战争起了抵触心理，他们开始厌恶战争、反抗战争。很多底层日军不想再受上层领导的指示和中国人打仗，但回到日本就会被当逃兵处理，这个时候我军优待战俘政策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许多被放回去的日本人带回了我军优待战俘政策的细节和真实情况，那些不想再继续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开始集体叛逃到我军地盘。如1944年南京3067部队的福岛康雄和其他17名日军策划集体叛逃，他们准备跑到江苏句容县的新四军那里，1944年8月5号他们中的6人假装巡逻队伍并骗过守城部队逃走。虽然他们成功逃出南京，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到达新四军那里，8月8号日军的搜索队将他们捉回南京。这18人中逃走的6人被枪毙，其余12个没有逃成的也受到严惩。

抗战胜利后日军绝大部分都回到日本，但有少部分日军被感化后加入了我军，特别是进入东北后，我军的政策再次大放异彩。日军和开拓团的日本人中有大概3万人愿意为我军工作，其中4000多人直接加入我军作战部队，剩下的也在军需部、军工部、卫生部等也为我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卫生部的许多日本人救治了大量伤员，军需军工部的日本人提供了管理生产技术。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我军俘获的联合国军在被我军改造后有22人拒绝再回自己国家，这在全世界引起一片哗然。因为当时的中国如此穷困，而这22名战俘里面有21个都是美国人，剩下的1个是英国人，要知道当时的英美两国和中国的生活水平天差地远。他们宁愿受苦都要留在中国，可见我军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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