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衡

鸦片战争以降，一批晚清的官员与读书人逐渐看到一个千疮百孔的清帝国步履维艰，他们倡导“经世致用”，他们从自身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中寻找济世的方案，所以他们关注于漕运、盐政等，认为这些问题是济世的钥匙。其中晚清名臣李秉衡（1830-1900）算是其中的一位，若按二十四史的写法，他能被归入循吏，能算百姓心中的清官。他虽然不是进士出身，由太学生报捐知县，但在历任州县期间，他为官廉正，时称“北直廉吏第一”。他所关注的，也是厚厚的二十四史中的清官们一贯关注的领域。

李秉衡不仅在生活中一直躬行节俭的原则，在为官时也处处勤俭持政，精简机构，反对大兴土木。在1896年朝廷要修整圆明园等处时，他上折说：“今天下财力竭矣，借款至二三万万之多，摊还至数十年之后。此时刻意撙节，如沃焦釜，捧漏卮，忧惧不及，安所得艰难之帑项作不急之工程？譬犹久病之人元气虚弱，培养之不暇，其可纵嗜欲以耗之也哉！”直言进谏奋不顾己，这一点，有几成的官员能做到？他不光勤俭持政，还很注意赈灾恤民。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巡抚等地方官，从许多奏折、方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李秉衡赈灾救济的事迹，他甚至还能注意到战争造成的救济的需要。宁津县岁贡生于春华在《李公德政碑记》中写道“民之望公如望岁焉，如望慈父母焉”，他达到了成为百姓心目中的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的目标。这与其胸中儒家的“仁”是一致的。成为爱民如子的清官，这一点，在晚清有几成官员能做到？

李秉衡故居

李秉衡在1894-1897年的山东巡抚任上对漕运与治黄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效果也十分显著。这是清代山东巡抚因为地缘关系必须关注的两件牵动国家的大事业，而李秉衡这方面的工作特别突出。他经常前往治黄第一线，几乎每次都要吃住在工地几个月，这在历任山东巡抚中极为罕见。所以在他任职山东期间，黄河无大的水患发生。而继任的张汝梅在1898年任职期间就发生了特大黄河洪灾，恰恰因为张汝梅对治黄没有足够的重视，整个夏天没去堤坝一次。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李秉衡还特别注重整饬吏治、举荐人才。他认为“天下之治乱，视乎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视乎守令之贤否”，所以他对“吏治之举废，人品之清浊，无不随时考察”。在他的努力下，其治下吏治较为清明。这在潜规则横行的官场里，有几成官员能做到？

假使他不生在晚清而是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他都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清官，在人治为社会需要的历史阶段中，他绝对能做出无愧天地的事业。可惜时代变了，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的某些坚守恰恰成为自身悲剧的种子。

李秉衡故居

李秉衡与义和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义和团在山东的发展与李秉衡的纵容有关。甲午战争爆发后，李秉衡就被起用为山东巡抚。他一直坚持传统的排外态度，使义和团势力迅速发展，后来终因巨野教案中德国的压力而被罢职。其次，在义和团势力迅速扩大之后，他在求战与求和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毫不犹豫地主张“义民可用”。当时，湖北巡抚于荫霖两次建议朝廷起用李秉衡，称其于直隶、山东做官时，深得两省民心，为众人所佩服。于荫霖认为皇太后、皇上应“电招李秉衡迅速入都，畀以帮办武卫军事权，必于大局有补，不胜悚迫”。可见许多人都希望李秉衡出来收拾残局，因为他的卓著政绩，因为他在中法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于是他作为排外的顽固派中最优秀的一员被委任督师京津，直接与外国军队作战，保卫首都。当他“出京之日，人见其以红布幂首，短衣红带，一如大师兄装束”，是怎样的迷信义和团并且信心百倍，难道装神弄鬼真的能打败西洋的先进文明？当他见败局已定，怀着“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的信念饮金而死时，又是怎样的悲哀，难道支持义和团真的是能成功救国的救国之方吗？与义和团并肩对抗八国联军失败后的自杀真的能算是“为国捐躯”吗？

李秉衡的这种结局，并非造化弄人，却是缘于自身。他在太多地方显示着保守顽固的本色。他力阻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极力反对文教方面的西学。他对漕运上心，竟然是为了不用新式的铁路来取代运河。开矿、铁路影响风水，“改驿归邮”能够节约费用他也表示大大的反对，乃至于还要反对纸币。他还崇拜“西学中源”说，认为，“夫中国之所以维持于不敝者，以有圣人之教耳。自尧、舜、汤、文以至孔、孟，所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正人心而厚风俗，非此莫由”，“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见他完全不明白现实形势，也不去观察，只是从古书中找原因。仅仅节俭就能挽救日落西山的清帝国吗？难道不走改革办洋务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能走向独立富强？

李秉衡故居室内陈设

在外交上，他在中法战争中有极大的功勋，是“夺取镇南关到谅山大捷的奠基人”，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对于李秉衡在甲午战争中的功过，学界尚有争论）。但是他完全不觉得军事只是一种手段，在处理各个教案上，在参与中法勘界中，在反对《马关条约》时，总带着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自大与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从泰安教案、新泰教案、兖州教案、兰山教案到巨野教案，李秉衡本欲通过反教来压制并驱除山东的洋教势力，结果一次次地并没有消灭教会的势力，反而在巨野教案中差点酿成德国侵华占胶澳的口实。巨野教案后，德方要求“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删去了“永不叙用”。本已被擢升为四川总督的李秉衡，正在山东等待交卸，结果连降两级，日后不准再莅大员之任。

凡此种种，都向我们展示着李秉衡的性格。一方面，他是个好人。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长年不修官宅，住在草房里；他性格刚正，在冀州任上，“部吏挟案例求金，悍甚。公笞之，百吏逃归”，逃回的官吏对李秉衡进行了诬告，尽管李鸿章为李秉衡求情，李秉衡还是受到了处罚；他爱民如子，他总是注意赈灾，不让老百姓没法生存。另一方面，他又那么保守。他恪守着“天朝上国”的世界观，他曾说“定中外之大防，勿任用夷变夏之术”，可惜已经防不住了；他用道德评判一切，生活在礼教之中，将“奸民”看作亡国之因，把洋务派看作“奸”，顽固派当然是爱国的，没有人比他们更爱国，可惜这种“爱”对清帝国没有丝毫的好处；他总是认为尧舜之治是最美好的政治，提出“法制未可轻变”，“法祖宗之成宪，严察辨言乱政之非”，“不必侈言变法”，这种路子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不可行。

当李秉衡1900年兵败通州饮金自尽时，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梦与路实际只是泡沫，一点也不可行？是否意识到义和团的“神兵神将”绝对打不过洋人呢？或许没有，或许只是感叹“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李秉衡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中法战争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所以他总是觉得，自己所使用的方案是能战胜西方的，许多顽固派官员也认为李秉衡既然取得过胜利，所以用他的方法是能战胜西方的。可惜，最后的惨败与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匆忙逃窜证明他们的想法错了，李秉衡的自杀和顽固派们被惨烈打压证明他们的想法错了，《辛丑条约》让每位中国人赔一两的4．5亿两赔款证明他们的想法错了。

庚子之乱之后，顽固派们被杀及处置的较多，从此一蹶不振，李秉衡就是其中一位。在他死后，朝廷优诏赐恤，谥号“忠节”，但是不久之后，就在列强的重压下，将其撤职，并追夺其恤典。“忠节”，其实很恰当，他忠于大清，且为了守节自杀。但最后被夺走的，其实不光是谥号，许多人在这么一场闹剧之后也逐渐对大清帝国丧失了信心，因为“忠节”的李秉衡的谥号都被夺走了。可是，这种“忠节”，真的不是当时的清帝国最需要的。

作者：谷卓

编辑：陈晓燕 周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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