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非理性的诱惑》（理查德·沃林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可谓《希特勒的哲学家》的续集。《希特勒的哲学家》所述的纳粹帮凶，主要包括施米特与海德格尔。而《非理性的诱惑》勾勒了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流与脉络。书中显示，心理学家荣格迎合纳粹的意识形态，伽达默尔明确支持纳粹。二战之后，法国知识分子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之流，竞相延续了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开创的非理性事业。

在德国，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施米特、伽达默尔，以虚无之名背弃理性，以幻灭之名颠覆启蒙精神，尼采生造出大而不当的 “权力意志”概念，鼓吹“超人”理论，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思想源流。

尼采不是一个体系完整的思想家。1889年，尼采的精神彻底崩溃，近代的诊断研究显示，他可能罹患第三期梅毒。尼采自认为先知或救世主，他的著作是“战争宣言”，征伐对象是笼罩欧洲的精神危机。尼采着迷于权力，推崇新立法者“超人”。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倡议，以“超人”的价值观取代既有的信念，若有必要，“超人”绝不回避暴力与残酷：“他若要成为善与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成为毁灭者，并打破既有价值观，因此最大的恶也归于至高的善……恶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

此外，尼采鼓吹大政治，他在《瞧！这个人》中提出了这一概念。随着现代的到来，当时的欧洲似乎正在走向一条意义荡然无存的不归路，查拉图斯特拉宣布“上帝已死”。尼采认为，唯一的救赎之道，就是寄希望于超人诞生，他在《权力意志》中说：“……唯有借由恐怖与暴力的开展，一个宰制的族群才会诞生。20世纪的蛮族，你们在哪里？”尼采描述的景象，正如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那样令人恐怖：“高尚的生命之党将接手最伟大的任务，孕育更高等的人类，无情地灭绝所有堕落与寄生的事物。如此生命才能够在狄奥尼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国度的大地上，再度恣意地生长。”

尼采鼓吹暴力，是希特勒的精神导师

尼采宣扬实力政治，提出消灭弱势族群，玩弄“优等种族”概念，鄙视以懦弱的“奴隶道德”侵蚀欧洲贵族文化论述的犹太人。希特勒崇拜你才，从尼采著作窃取观点作为自己IDE演讲内容。1934年8月，希特勒首次拜访了魏玛的尼采档案馆，当时正好是尼采90周岁诞辰。从那天起，到处都是尼采的标语，“权力意志”“统治民族”“奴隶道德”——为英雄生活而奋斗，反对一成不变的教育，反对基督教的同情伦理。 有学者认为，尼采构想的战争，其规模可能大大超过了希特勒及其党羽能力所及。难怪1981年某杂志将两人的图像并列，称“希特勒——执行者，尼采——构思者”。

有了尼采之前的理论铺垫，他的追随者海德格尔紧随其后，而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也与法西斯主义有着不解之缘。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同一天，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几个星期之后，海德格尔带头在弗莱堡大学清洗包括其恩师胡塞尔在内的犹太人教师。伽达默尔的老友，黑格尔专家理查德·克罗纳因为种族背景被基尔大学解聘，但伽达默尔兴冲冲地接下了他的遗缺。伽达默尔在自传中勉强承认，自己曾经在1933年11月签署一份由德国大学教授发起，在国际流传的支持希特勒的请愿书。当时，希特勒发动公民投票，就德国是否退出国际联盟，不受国际法规范表决。伽达默尔此举，实际是为成立初期举步维艰的纳粹政权赋予高度合法性。有一件事伽达默尔讳莫如深：1936年，他为了自己的学术前途，自告奋勇加入纳粹旗下“大学教师联盟”的“改造营”接受“再教育”。这让他1937年拿到马堡大学教职，1938年拿到莱比锡大学的教职。

卖身纳粹的海德格尔

1906年，荣格经由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启发，设计出一种字词联想测验，奠定了自己的名声。同年，他与弗洛伊德开始通信，两人在1909年结伴坐船横渡大西洋，这是他们友谊的最高峰。年长20岁的弗洛伊德对荣格倾囊以授，他在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创立时支持荣格，使之当选为第一任主席。1911年前后，荣格开始撰写一部复杂而怪异的作品《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时，他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道扬镳，两人关系也急转直下。弗洛伊德的思想扎根于启蒙运动传统，他坚持心理分析首先是一门科学，它让原本晦涩的潜意识浮上意识层面，寻求让个体解脱个体经验的桎梏，从而恢复其主体性。他曾经简要描述心理分析的目的，“有本我之处必有自我。”而在荣格看来，心理分析绝不仅只是科学，科学是理性主义的象征：一种了无生气的知识主义，只会扼杀力比多与集体性的官能症，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而非疗愈方式。荣格还企图让心理分析成为一种宗教。

荣格是纳粹的邪恶帮凶和同路人

荣格认为，雅利安民族比犹太民族优越。他在1934年的文章《心理治疗现况》中大放厥词，声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犹太人的科学，它对性欲的过度关注正是犹太人的本色；在天性上，犹太人主要是受制于贪婪与淫荡的动机。在结论部分，荣格大肆丑化犹太人与其卑微的历史起源。此时，纳粹独裁政权刚刚稳住阵脚，开始实施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残暴政策，荣格的指控因此格外邪恶。在1932年一次演讲中，荣格赞扬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演讲稿1934年再版时，他增加了一段称颂希特勒。在其后一些演讲中，他多次赞扬希特勒和纳粹，批判民主体制。1939年1月《赫斯特国际大都会》刊出一篇荣格访谈录，他不遗余力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位巫医、一具神灵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则神话。”直到见识到纳粹政权特有的邪恶与狂热，荣格这才开始保持距离，但为时已晚。作为纳粹帮凶和同路人，荣格无法逃脱历史和舆论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