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凤阳府怀远县，汉族，后改隶汉军镶黄旗。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其妹是雍正的贵妃，其妻是旗人纳兰性德之女。年羹尧于1700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后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不到30岁即已成为封疆大吏。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后来，年羹尧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新疆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接着被授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1722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雍正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年羹尧成为雍正重点“恩养”的对象。在诸如“耗羡归公”这样关系国家财税政策的大事上，雍正竟然特地征询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频频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任用。即便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其意见。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甚至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在清朝两代君王的“恩养”之下，年羹尧开始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态渐显。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做“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另外，年羹尧还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

在这样的形势下，年羹尧很快进入其人生“盛极必衰”的可悲阶段。他先是被降职，再是被解职，最后被开列九十二款大罪，并“恩令”其自裁。令人叹息的是，在年羹尧被一步步降职革职的过程中，年羹尧这个曾经的大清“第一奴才”还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反使雍正更加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帝王君臣之间关系密切者，莫过于雍正与年羹尧；自古帝王“恩宠”臣子之者，亦莫过于雍正与年羹尧。然自古主疑臣骄者，亦莫过于雍正与年羹尧。何也？细审雍正与年羹尧从“受宠”到“失和”之全过程，始知年羹尧者，不过是清朝王朝体制下豢养的一个可悲奴才，其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皇权体制发展到清朝中期，已然臻于极端顶峰。清廷以偏远一隅之小族而行治权于上亿人之中原汉族，为稳固其统治，其一反历史之进步潮流，自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开始，即一手高举屠刀，一手高举官帽，对元明以降本已不断“奴化”的中原士族进行“威逼利诱”。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央皇权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清一朝，其内阁和军机处等机构，不过是秉承皇帝意旨的“传声筒”，国家行政、立法、司法诸权皆集中于皇帝一手，在这样的高度集权下，皇权不可有一丝一毫之冒犯，皇帝成为“绝对正确”的至高无上的象征；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的成存和发展，无论汉人、满人皆得以皇帝豢养之“奴才”而自居，而无论何种身份地位，无论与皇帝关系远近，无论与国家功劳大小，皇帝立时可以生杀予夺；在这样的中央专制集权之下，功高震主的年羹尧，无论其如何“忠心”于清朝王朝，一旦其人生辉煌到了极点，就必然要面临与之相对应的极端人生悲剧。这其中，既有特定王朝的历史必然性，也有个人性格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