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兽呈现：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七次“麒麟贡”

郑和下西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共计三次，主要是出使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携带永乐帝诏谕诸国的敕书，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又携带大量金银、铜钱及大批货物作为赏赐。郑和出使的两年间，南海诸国继续遣使入贡。第二个阶段是第四至第七次，活动地区是西亚和东非。

郑和七下西洋及与之直接有关的海上“麒麟贡”大约前后有七次，海上“麒麟贡”出现在第四至第七次。之后出现的“麒麟贡”，也与郑和下西洋有着紧密的关联；或以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地域上的拓展，是与“麒麟贡”直接有关。

第一次“麒麟贡”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国新国王赛勿丁遣其大臣把济一进贡了一头长颈鹿。这一事件迅速促发了永乐十三年东非的麻林国“与诸蕃使者以【麒】麟及天马、神鹿诸物进”。永乐十七年七月，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班师回朝，随同前来进贡的有忽鲁谟斯等国使臣，及所贡献的长颈鹿、狮子、金钱豹等珍奇动物。明成祖命群臣在奉天门观赏，文臣纷纷作诗祝贺。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郑和下西洋促发的阿丹国“贡麒麟”是有记载的第三次。

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完成了第四次所谓“麒麟贡”，这次带回来的麒麟并非源自非藩属国家的进贡，而是郑和船队派周姓太监到“阿丹”，即位于也门和索马里之间的一片阿拉伯海水域亚丁湾购买的。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促使自苏门答剌以西至忽鲁谟斯，共有十六国使臣携带各种宝物赴京朝贡祝贺。阿丹以北，阿拉伯半岛东南岸的回教国祖法儿则是第一次随阿丹使臣来明。明成祖命郑和等率领舟师第六次下西洋护送十六国使臣回国，郑和到达南海一带，似未再西行。各国使臣由舟师分队分头护送。明成祖在位时期，先后六次派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以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见于记载的所经国度，多至30余个。在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结束后“麒麟贡”仍在持续，宣德八年（1433年）苏门答腊还有“麒麟贡”，这是第六次“麒麟贡”。明朝最后一次“麒麟贡”是在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也是郑和下西洋时首次入贡的榜葛剌国贡献的。

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长颈鹿作为“麒麟贡”也成了历史。英宗正统三年明朝最后一次“麒麟贡”之后，整个清朝再没有一次从“诸番”引进过长颈鹿。整个清朝没有进行过“麒麟外交”的原因，除了清初政府外交理念与明初不同之外，似乎包含着技术条件的限制。

二、物灵政治：作为盛世瑞兽的文字与图像记忆

“麒麟”，也可以写作“骐麟”，简称“麟”，是以天然的鹿为原型衍化而来的神奇动物，具有趋吉避凶的含义，被尊为“仁兽”“瑞兽”。这一灵兽的出现，往往是与盛世联系在一起。麒麟在明清时期也是武官一品官服饰的标识，寓意“天下平易，则麒麟至也”。民间一般称麒麟是吉祥神宠的灵兽，主太平、长寿，并有麒麟送子之说。麒麟在民间风水中类似万金油，具旺财、镇宅、化煞、旺人丁、求子、旺文等作用。“凤毛麟角”“麟吐玉书”，都是古人通过麒麟引申出的文化赞语。

至于真正的麒麟究竟是何形状，其实古人亦不得而知。汉代《麒麟碑》《山阳麟凤碑》以及陕西绥德汉墓画像石上面的麒麟纹、汉砖上的麒麟图案与马和鹿的样子相似。江苏徐州贾旺的东汉画像石中更清晰地刻画了数头神态各异的长颈鹿形象。此外，在徐州茅村汉墓的画像石中也有与长颈鹿形象相近的麒麟画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雕刻艺术复兴，除继承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势以外，更加注重吸收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因素，这些外来因素也赋予了麒麟形象更为丰富的内容。这一时期的陵墓石雕分为石道神柱、石碑、石兽三种，石道神柱与希腊神殿石柱风格如出一辙，而石兽则以麒麟、天禄、辟邪为主。此时的石刻注意了左右对称的特点，并形成了一定制度，陵前的石兽或双角，或单角，肩上或腿部均雕刻有翼，通称为“麒麟”。宋武帝刘裕初宁陵、齐武帝肖颐景安陵、齐景帝肖道生修安陵前的石麒麟，都是中国古代艺术吸收外来艺术因素而成的代表之作。如果说汉代麒麟形象与鹿类相近，那么魏晋南北朝的麒麟形象与狮、豹的形象更为接近。

早先出现在古代其他器物上的麒麟形象，或为古人根据自己的幻想创造出来的虚幻动物，原是想着能把龙的飞翔、马的奔腾和鱼鳞的坚固等优点合而为一，所以麒麟是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有着更多的美好寓意；或象征威猛，以符合能人志士的形象，于是一些能人志士就喜欢将麒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以此来展现自己威猛无敌的形象。中国古代传说中盛世有“麒麟”出，这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吉兆，但是这个时代往往只是百姓心中的向往，谁也没见过这种古籍中形容为鹿身、牛尾、独角神兽的模样，甚至一直有人怀疑这一动物存在的真实性。

第一次“麒麟贡”榜葛剌国新国王进贡的一头长颈鹿，引发了朝野轰动，因为中国人从未亲眼目睹过这一形态和习性的动物。百官们虽然稽首称贺，不过当时朝野对长颈鹿究竟属何种动物均很难确定，或称“锦麟”“奇兽”；或称“金兽之瑞”。《天妃灵应之记碑》中称“麒麟”“番名祖剌法”，系阿拉伯语“Zur？觔fa”的音译，郑和的随员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称“阿丹国”作“祖剌法，乃‘徂蜡’之异译也”。而“徂蜡”可能是索马里语“Giri”的发音，将之与“麒麟”对应，实在是郑和及其随员或朝臣们聪明的译法。以汉语古典词“麒麟”来对应长颈鹿的索马里语“Giri”，这一音意合译词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由此，这一动物译名弥漫着中国典雅的品质，可以说是赢得了一种翻译上的诗意表达，富含情感的内涵，迎合士大夫的期待，当然，也是翻译者对于皇权的认可，“麒麟”的译词也成了“权力转移”中的一个例证。

长颈鹿这一动物被译为“麒麟”，可以向世人表示因为大明上有仁君，才有此瑞兽的到来。明成祖自然非常高兴，令画师沈度作麒麟图，并作《瑞应麒麟颂并序》，献上《麒麟颂》的还有杨士奇、李时勉、金幼孜、夏原吉、杨荣等诸大臣。

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指出，明朝经常有携带“奇兽”的使节，更像是一个流动的马戏团或杂技团。他们经常护送鸵鸟、猞猁狲和经过狩猎训练的豹子入朝，最多的还是中国人很难见到的狮子。明朝沿袭东汉和唐朝的旧例而怀有极大的兴趣接受这些笨重的贡物，并赏赐丝绸、大隼等中国的土产。在紫禁城中有一个辽阔的万牲园，他们在那里饲养了非常多的动物。也激起了许多儒家学者的反对，但是，他们的抗议徒劳无益，因为对明王朝来说，这是一个有关威望的问题。

明代“麒麟贡”的记忆不仅通过文字，也通过图像文献来重新建构。能够有机会见到“御苑”珍禽异兽的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曾据自己亲眼所见描绘了异域进贡的动物。永乐十二年九月，榜葛剌贡使晋见永乐帝，献上长颈鹿，皇帝大悦，诏翰林院修撰沈度绘制麒麟图，并将《瑞应麒麟颂》以工笔小楷抄在图上。

古代的动物大多与神鬼和精怪联系在一起，幻想出来的动物是以自然动物为基础的，大多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德性”，因此往往具备灵异性而高于自然动物，不仅可以转化为人形，且往往与政治统治相关联，在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长颈鹿”原本并非是“麒麟”的原型，但因为“物灵政治”的需要，麒麟借形长颈鹿，成为明朝“物灵政治”的一个基础。

三、“麒麟外交”：明朝天下／国家的意义

动物外交曾经是政权之间沟通的重要手段，奇异动物在古代世界就是国与国之间象征联盟、屈服或和平条约的礼物。在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政治谱系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线索，即天下／国家两个系统，广义的天下观支配着中国朝野坚持的天朝中心主义，所谓的天下意识和华夷观念也成为政治上普遍王权的理论基础；另一条线索来自分封制的诸侯国，是一个有限王权的世界，因此，在中国的外交传统中存在着二重结构。10世纪左右，随着宋人海洋意识的增强，于是有了将中国之外的国家不再简单地归为“藩属”的观念，这也是后来明朝官方对外政策指导理念的来源之一。明朝能够顺利地与西亚东非等非藩属国家打交道，正是缘于天下／国家两个系统广义的天下观念。明太祖的外交观念不是建立在广义的天下观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观上，体现了明朝明显的疆界意识和从传统普遍王权的帝国“天下”逐步走向有限王权的“国家”之转变征兆。明太祖正是基于有限王权的认识，明确意识到在中国之外，有着无数稳定的独立国家，因此决定不再将外国视为中国的领土可以随意征伐，并多次表示不干预外国的内部事务，愿意与外国在朝贡的名义下，形成中国与外国使节交往的国际关系。

永乐时期的“麒麟外交”，是这一天朝中心主义支配下的天下／国家外交思想的外化。“贡麒麟”之所谓“贡”即由下献上，“贡物”一般是进献给中国皇帝的物品。同时这是一个意义模糊的词汇，“贡”涵盖的范围广泛，从皇帝向周边外族正常收取的税收，到藩属进献的物品，即使那些并不承认中国皇权的远国统治者呈送的外交礼品，甚至使团在域外购买的物品，如长颈鹿和狮子，亦可以在中国官方文献和民间文献中作为贡品来书写。郑和下西洋的第四、五、六这三次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一步督促南洋和非洲诸国进行“麒麟贡”，如果沿途西洋各国无意上贡长颈鹿，那就得自行购买这一“贡物”，七次“麒麟贡”中，目前可考的至少有两次是通过购买而获得的。可见这一贡物强调的不是其中的经济作用，而是礼仪的功能。周边外族政权是通过这种动物外交来显示自身的合法性，中央政府则是通过来自殊方异兽的新奇贡品，显示自己统治的有效性。其意义表现在“贡者”就是顺者，“不贡者”即抗拒者。生存在中国藩属国之外的忽鲁谟斯、阿丹、天方国，基于自身安全的多重考虑，认识到与明朝政府的“麒麟外交”，可以视为一种灵活的外交策略，将长颈鹿作为一种外交符号，充当自己与中国之间的润滑剂，而明朝政府则以这一形神兼备的活麒麟，作为一种物灵的特殊文化象征，与不少亚非国家寻找彼此共同的利益和文化上的相互契合点。

通过明朝“麒麟外交”所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礼仪，明政府可以在与周边藩属国统治者之间继续灌输天下意识和华夷观念，“麒麟外交”仪式也有向远夷国家示威并吸引他们加入天朝宗藩朝贡联盟的政治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借助远方诸国的献贡，演示给朝内朝外的本土成员观看，宣示仁君与瑞兽之间的物灵政治，以全方位地确立明朝的中华朝贡体系中心的地位，强化明朝政府统治的政治基础。

郑和下西洋的“寻宝”和亚非诸国“献宝”共同构成了明朝“麒麟外交”的基础，“麒麟外交”之所以能一度成立，是由中国与亚非诸国多因素合力推动而成的。

郑和下西洋与动物文化以及动物外交，放到明朝和亚非世界整个外交活动的场景下来讨论，就可以发现这一动物交流之历史记忆，大致可以通过作为依据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资料编纂的《明史》、郑和下西洋的若干史籍和通番碑刻资料以及作为民间记忆的笔记小说，特别是通过对明朝士人文集中有关“贡麒麟”的赋赞图文的清理，展示了这一动物输入中华，对于拓展明政府与所谓西洋动物文化的交往及外交活动的意义，并进而可以通过明朝“贡麒麟”的外交活动，见出随着明朝中期郑和下西洋的终止而引发的明朝外交活动的衰微。

本文载《历史与社会文摘》2018年第2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