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历史就如同谍战剧一样，官员们起起落落，往往和党争相关。人际关系的处理已经变成当时做官的头等大事，尤其是明末崇祯中期，官员们变成党争的筹码。在党争的影响下，整个王朝的统治已接近瘫痪，很多官员形同虚设，明朝已经岌岌可危。

崇祯九年正月，崇祯皇帝提拔淮安卫三科武举陈启新为吏科给事中，成为言官的首领之一。而陈启新之所以能够得到崇祯皇帝的青睐是因为此前的一封奏疏。陈启信看到朝政的弊病，写了一封奏疏，揭示了明朝当时的三大政治弊病。

崇祯

第一个，陈启新将矛头直指科举，认为朝廷只凭借科举的名次来选拔官员是有弊端的。陈启新认为，考科举、写文章的文人喜欢自夸，他们在孝义方面将自己与尧舜相比，仁义方面敢与孔孟一争高下。然而一旦做官处理政务，却不能胜任，反而毫不顾忌地贪腐，随意使用酷刑戕害百姓。科举时的文章里说要实行仁政，到头来却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人经过十年苦读，一旦科举成功，就只想要让自身及家族沾染荣光，根本不会肩负起体察民情、为朝廷巩固江山的责任。

科举

在明朝初建时，对于人才的出身限制并没有后期那么严格，明初典史冯坚最后官至当佥都御史，贡生彭友信官至布政使，秀才出身的曾大被授于尚书，这些人都并非科举进士出身，却依然能够被提拔官居庙堂之上。即便嘉靖年间，依旧是三种当官途径并举。可是到了明末，却只有科举进士一种途径。

贡士和举人出身的官员的前途都被死死限制，这些人知道前途已经到顶，廉洁和贪腐都没有希望晋升，那还不如多贪腐。而进士出身的官员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高官厚禄，于是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力，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地位。而这些势力勾结在一起，只为自身服务，便会贪腐、作威作福。如果有一个廉洁、爱惜名声的官员，反而会被人说三道四，群起而攻之。

明朝官员

第二个弊端则是官员升迁的补充渠道，只有推荐一种机制。底层的知县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在刚为官时还会畏惧法令，自我约束。而一旦朝廷开始选派推举官员，他们就开始不思忠义。底层官员拼命迎合上级，靠贪污和使用酷刑压榨财富进行奉承，而上级官员拥有举荐和弹劾下级官员的权力，必定会行使这种权力为自己谋私。

第三个弊端则是贫苦的百姓告官无路。出于社会最底层、受剥削的百姓，想状告官员却没有门路，无处伸冤的他们最终甚至可能选择去当盗贼，特别是在天灾降临之时，这种现象特别严重，崇祯年间蜂起的农民起义正是这样的例子。

陈启新奏疏中提到的三个问题明确的阐明了明末的弊政，也深得崇祯皇帝的心，这才有了对他的提拔。但是到此时，明朝已经负重难返，崇祯皇帝想改变却有心无力，明朝最终的灭亡也正是这三大病根导致。

参考文献：《明季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