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雄猜之主，深谙用人之道。武帝一朝能臣良将层出不穷，他们的存在使大汉王朝走向鼎盛。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极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泉,应对则严助、朱 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阂,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班固《汉书》

汉武帝用人之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改革选官制度，抓紧用人权

汉初以来,统治思想为黄老之学，虽有力于汉初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在政治上也带来了保守性。彼时的选官标准为“择郡国吏长大,呐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垂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 汉书·曹参传》。汉初，皇权虽在名义上至高无上,但在制定国策及用人上,还要受大臣和外戚的制约，政治集团被他们所把持，吕氏、窦氏皆是如此。武帝即位之初就想改变这种局面，建元元年颁布诏书 “诏垂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 正直言极谏之士”《 汉书·武帝纪》。改变了选官制度，选贤用能，完成了由汉初的“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转变。同时，武帝剥夺了丞相的用人权,保证了国家的用人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里。汉初秉承秦制，三公九卿制，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权利极大，在“诛吕”之后就是周勃等人决定了皇位的归宿，才有了文帝的即位，可以看出丞相之权重。所以武帝极力削弱丞相权利，大量启用內侍和近臣，将选官、用官的权利集中到自己手中。

二、选人：求才若渴、不计门第

汉武帝即位之初就昭告天下，求取人才。元封五年，下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 ，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汉武帝还打破传统的门第观念 ，不计出身贵贱 、门弟高低 ，只要有才能 ，统统收到自己身边，像身为奴仆的卫青和霍去病，身为俘虏的匈奴人金日磾等。

三、用人：知人善用

汉武帝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善于使用人才。“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 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武帝非常重视人才使用 ，强调要“量材而授官 ，录德而定位”，根据个人的才能 、品行决定授子官阶的大小。政治行政上启用董仲舒 、主父偃 、韩安国 、汲黯 、公孙弘 、唐蒙 、庄助 、严安 、徐乐 、朱买臣 、赵禹 、张汤 、郑当时等人 ;财政、经济上启用桑弘羊 、桓宽、徐伯 、卜式 、唐都 、落下闳等人；农业科技上启用赵过 、李延年等人；军事上启用卫青 、霍去病 、霍光 、李广 、程不识 、公孙敖 、杨仆 、赵食其 、金日磾等人；外交人上启用张骞 、苏武等人；思想文化教育上启用司马迁 、司马相如 、孔安国 、东方朔 、文翁 、枚乘 、儿宽等人。

四、驭人：赏罚分明、恩威并施

汉武帝善用人才更能驾驭人才。武帝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对屡建战功的卫青、霍去病等人大肆封赏，卫青因功封长平侯、拜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十七岁封冠军侯、十九岁拜骠骑将军、官至大司马。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大司农张成、山州侯刘齿、左将军荀彘皆因罪被斩。“赏罚严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框才大略，固不虚也”《廿二史札记》

汉武帝对外戚的管理也很到位，卫青、霍去病如此地位也没能形成外戚集团，“巫蛊之乱”后立刘弗陵为太子也将其生母钩弋夫人赐死。所以，终武帝一朝也未出现外戚和权臣干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