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

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伸手难打笑脸人。可雍正皇帝为什么竟然伸手专打笑脸人呢？原来，对于官场上虚假的阿依奉承，雍正帝非常厌恶，他提倡官员做官要尽量做到刚正不阿，要有做人的骨气。因此，那些习慣讨好皇上的人，便经常在雍正这里讨了没趣。

雍正每天要阅读很多奏折，对大臣奏折中肉麻的粉称和不着边际的套话，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这也表现出他的严谨与苛刻。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这里却往往讨了个没趣儿。

雍正大权独揽以后，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颁发谕旨，严加整治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和，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已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忌，伤政败俗莫此为甚”

雍正皇帝书法《世宗御书四宜堂法帖》

雍正四年（1726年）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须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

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已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透，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

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大清雍正皇帝十元银币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味”，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年），安徴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味”，雍正在“愚味”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感恶之，非由裏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于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

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裏的套话。

雍正七年（1729年）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味“二字画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把你这个愚味之人用为封疆大吏，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那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西陵之雍正皇帝陵——泰陵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作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者，果何谓也！更有仕之初，颇著廉名。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

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

自古以来，凡能载入史册的忠臣，都能为国家兴利除弊，实心实意为国为民办实事，才得以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