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45年，齐国宰相管仲病重不起。齐桓公见仲父不久于人世，急忙前往探视，顺便让管仲推荐一下接班人：“仲父的病已经很重了，已无庸讳言。假如您的病不幸不能痊愈，我能将国政托付给谁？”

管仲没有回答，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齐桓公追着问了一句：“鲍叔牙怎么样？”

管仲轻轻叹了口气，回答：“鲍叔牙是位君子。即便千乘之国，如不符他做人的原则而送给他，他也不会接受。但是，他不可以托以国家大政。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人一恶终身不忘。”

“那么谁行呢？”齐桓公问。

“隰朋可以。隰朋为人，目光远大而有虚心下问。……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问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能做到这样称得上大仁德的行为，只有隰朋啊！”

接下来，管仲又分别对齐国几位大臣进行了点评：“鲍叔牙为人刚直，但不能为国事委屈刚直的性格；宾胥无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事改变行为方式；宁戚为人能干，但不能做到适可而止；曹孙宿为人善言辞，但不能合理做到守信静默。……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是得数隰朋啊！……”

说完，管仲长叹一声：“上天生出隰朋，是作为我管仲喉舌的，现在我身体将死，舌还能活得长久吗？”管仲死后十个月，隰朋果然也过世了。

齐国政坛连失两位重臣，齐桓公也失去了两位得力干将，称霸事业也就难以为继了——管仲死后，齐国人才居然凋零到如此地步，连合适的宰相都找不到了，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结局啊！

在管仲生前，对于齐国出现人才断层，他是绝对想不到的。

早在他主政前期，为了发掘人才，就在齐国推动建立了“三选制度”：一是乡选，由各乡乡长、各属大夫发掘本人辖区的优秀人才，上报给朝廷；二是官选，即各乡、属选拔出来的人才，分配到各官署实习，实习期满后，由其主管官长遴选佼佼者，推荐给国君；三是君选，即由国君对官选出来的佼佼者亲自面试，中意者可被任命为上卿的副手。

在齐国选拔人才的过程中，还首创了很多现代人事面试时经常采用的一些技巧。比如说，在面试人才时，齐桓公会假设国家可能碰到的患难来诘难考察对象；如果难不倒他，再问乡里之事，以多方面考察他的能力。这种假设难题来面试人才的方法，就是现代招聘时经常用到的情境假设式提问；问乡中之事，就是现代招聘时常用的行为描述式提问。

有完备的人才选拔机制，又创造出大量的人才考察技巧，所以很多现代学者都认为齐国已建立了人才选拔的成熟机制。按道理来说，齐国不应该出现人才危机了。

然而，管仲病危时，在与齐桓公讨论宰相人选时，除了齐桓公执政初期的隰朋、鲍叔牙、宁戚、宾胥无等人之外，就没有再出现新的面孔——齐桓公四十一年的执政生涯后，居然高官大多还是那些老面孔，这充分说明齐国遭遇到了巨大的人才危机！

管仲如此重视人才选拔，可为何齐国居然尴尬地连他的接班人都找不到？

这其中的根因，还是得从管仲所推行的改革上来找。

管仲回到齐国后，与齐桓公谈到如何治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按职业划分成士人、工匠、商人、农民四类，然后分类、分区集中聚居，即所谓的“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按照管仲设想，士人住处安排在清静的地方，工匠住处安排在官府，商人住处安排在商场，农民住处安排在田野。这样，士人、工匠、商人、农民四类人分别聚居，彼此互相不往来，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而且各职业人群聚居在一起，其后代都是深受父母教诲，耳濡目染都是父母所从事的行业，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督促就能实行，学习所耗费的精力也非常之少。长此以往，士人之子恒为士人、工匠之子恒为工匠、商人之子恒为商人、农民之子恒为农民，社会人群非常稳定，迁徙少，整体社会的管理成本也就非常低了。

此外，《管子·八观》开篇就说：“大城不可以不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这意味着，管仲不但是在普通民众阶层中设立无形的城墙，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好筑起一道道有形的城墙来限制普通民众流动。民众大量迁徙，必然会带来社会管理成本的大量增加；这其中包括社会治安管理、学习教育、人员组织等等各方面成本的增加。

尽量限制民众迁移、身份转化，防止因此所带来的社会管理成本增加，这是管仲设定各类人分区聚居的本意，也是管仲一系列治民措施的最终目的。社会整体管理成本低，就能将节省的社会资源投向其它领域，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样的治民方式，却也存在明显缺失。

士人之子恒为士人、工匠之子恒为工匠、农民之子恒为农民、商人之子恒为商人，让低阶层人士彻底丧失了进取的通道。就如同在一家公司，如果严格限制基层员工只能从事同样工作，不可换岗，也许不等这家公司倒闭，这家公司的员工就流失得差不多了。齐国治民策略，就是让各阶层人群生生死死、世世代代都从事一个工种，转行的代价非常之大。这对于高层的士人阶层来说，基本不会有什么反对。但是对其余的三个阶层的人来说，却是一无比大的打击。因此，对于齐国低层人群来说，长此以往，就将本阶层向上发展的动力和欲望给消磨殆尽了。农、工、商三大人群长期局限在本行业内，对外部事物了解极为有限，从这三阶层中找到治国之才的希望也就非常小了。所以，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改革，是人为地在齐国建立起一种“种姓制度”，极大地妨碍了齐国治国人才的培养，

对于士人阶层，地位最高，受教育程度是最好的。但是，士人阶层平日所接触到的都是本阶层之人，缺乏了对国家赖以生存的农业、工业、商业的感性认识，这样培养出来的士人出仕往往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指望对国家的工业、农业、商业等等各方面知识都缺乏切实了解的士人阶层，涌现出治国之才，似乎也不现实了吧？中国几千年科举制度所选拔出来的官员们，虽然也出现了不少名臣，但相对于科举制度所选拔出来的官员数量来说，绝对是少之又少。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把中国文人大多都培养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蠹；即便是从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成功者，也因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切实了解，往往也显得庸庸碌碌。就以管仲和鲍叔牙本人为例，当初他们俩曾经合伙经商；如果按照管仲制定的政策，管、鲍二人就根本没有机会成为治国之才。

这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因此管仲的治民策略，实施得越久、越彻底，所造成的危害也越大。长此以往，齐国人才的成长环境自然越来越狭隘，人才储备的池子也就越来越干涸。这是齐桓公执政后期齐国人才储备青黄不接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齐国“三选”制度本身也存在着缺陷。

在强迫各乡推荐人才时，齐国是采取惩罚的办法：如果各乡和各属不能荐贤，其官长将遭受五刑之罪。惩罚如此之重，充分证实了齐桓公和管仲对于人才的重视和对选才的渴望。

对于那些长期郁郁不得志的诸多文士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会对此欢呼雀跃，期待这项措施能在他们所处时代实施。

然而，这项规定却存在极大的弊端。

首先，所谓“荐贤”每年都有固定名额的考核，对于齐国治下的“乡长”而言，为避免遭受“五刑”，就不能一次性地把“贤才”都推荐完。因为一“乡”之地就这么大，人才就这么多，今年推荐完了，明年该怎么办？如果明年没有贤才推荐，是不是就有“埋没贤明”之嫌了？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有相当数量的贤才就不能及时被发掘出来。

其次，齐国各个乡所聚居的人分工是不同的。士人之乡，推荐贤才不愁；但是对于工匠之乡、农民之乡、商人之乡，要推荐贤才就困难得多了。可以想像，工匠之乡、农民之乡、商人之乡的“乡长”受五刑之罚的压力更大。在各乡所面临荐贤压力不同的情况下，必然会形成肥瘦不一的待遇。待遇存在差异，官员们必然都愿意往士人之乡跑，而荐贤压力大的其它乡则鲜少有人愿意去。因此对农、工、商三类乡，为避免无人管理，要么就取消荐贤的指标，要么改用别的考核指标替代。实际上，这最终还是无法保证贤才能充分和及时地被发掘出来。

根源上，齐国“荐贤”考核的方式，就如同现代所谓绩效考核一样，一旦采用负激励形式，就难免会带来各式各样的隐含弊端。因此，管仲四十一的执政生涯，如此重视齐国的人才选拔，可到他将离开人世间时，齐国却再也找不到管仲的接班人，其根因就在于管仲改革本身：管仲所设定的“四名分业定居”政策，让士人之子恒为士人、工匠之子恒为工匠、商人之子恒为商人、农民之子恒为农民，使得齐国社会阶层几乎完全固化，让齐国人才的成长环境极度恶化；齐国“三选”制度本身的缺陷，又加重了齐国人才遴选的困难。

齐桓公和管仲都重视人才选拔，可令人尴尬的是，管仲去世之时，齐国却遭遇到了人才断层——这是管仲死都难以瞑目的结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