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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几乎贯穿了整个盛夏。在古代五行之中，“土”与“伏”合，有阴气受阳气压迫，潜伏于地下让阳气肆虐的意思。三伏一般在7月中旬至8月下旬，也就是农历的六月初入伏，立秋之时出伏，故有“三伏带秋”的说法。

民谚云：六月六，晒伏时。伏天气温高，阳光炙热，对刚刚经历了漫长梅雨时节的民间来说，此时也是一年中晾晒衣被及其他物什的最佳时期，民间俗称“晒伏”。盛夏晒伏，古已有之，明代《帝京景物略》中就有“六月六日晒銮驾，民间亦有晒其衣物，老儒破书，贫女敝缊，反覆勤日光，晡乃收”的记述。晒伏，对一干普通老百姓来说，晒的多是家具、衣物、被絮、鞋具、稻种、陈货、箱笼等，但对文人雅士来说，晒书、晒卷轴字画，则让伏天充满了浓浓的书香气息，并升华出许多诗意。

伏天晒书，可谓古时文人晒伏的一项重头戏，从西周时期《穆天子传》所载“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起沿袭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古人习惯将晒书称为“晒肚皮”，这个据说与著有《词综》《曝书亭集》《日下旧闻》《经义考》等学术著作的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有关。朱彝尊一生嗜书如命，藏书颇丰，因偷抄史馆藏书被贬官，曾刻“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藏书印以明志。他曾收到李延昰藏书50柜共2500卷和项氏“万卷楼”残帙，及借抄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钱塘龚氏等多家旧藏，家藏书籍达8万卷，贮藏于“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等处。相传康熙皇帝曾于农历六月初六初伏这天微服私访，偶然看到朱彝尊在晒书的同时，自己也袒胸露腹在晒太阳，意谓晾晒满腹经纶。好奇之下，康熙经过攀谈，觉得朱彝尊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即对其破格重用。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引得一众读书人纷纷仿效，于伏天摊晒藏书，寻求一份高雅的心态。在佛教里，农历六月初六被称为“翻经节”，每到这天，寺院里的众僧都极其忙活，他们要将藏经阁中历年所藏经书抬出去暴晒，然后整理一番，再收藏入阁。

虽然朱彝尊“晒肚皮”只是传说，但却渗透着古人爱书、尊书的美德。其实古人选择伏天晒书，更多的是一种相沿成习的民俗活动，是古人对书的一种爱护之情。三伏之前，正值淅淅沥沥的梅雨季节，多日潮湿，加上古时书籍的印制质量不高，为防止书页霉烂、粘连、发黄、虫蛀、朽绳及破损、脱墨、发脆，尤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弥足珍贵的古籍善本，古人选择艳阳普照的伏天晒书，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正确的护书之道，极具自然环保意识。

古人伏天晒书，将之融入诗词，赋予了无穷诗意。清人潘平隽写过一首五绝《六月六日晒书诗》：“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寥寥数句，描绘出他家伏天晒书的生动场景。

古人晒书，花样较多，唐代诗人陆龟蒙在《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中曾提到“晒书床”：“早云才破漏春阳，野客晨兴喜又忙。自与酌量煎药水，别教安置晒书床。”古人晒书亦称“曝书”，并有“晒书节”存在。魏晋时期的晒书节大约是七月七日，据南朝宋人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排调》记载：郝隆七月七日出谷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郝隆才高八斗，所以才有以晒肚皮来展示满腹诗书的自负，与朱彝尊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趣。故清人毛奇龄曾作诗曰：“向夕陈庭尝下果，连年每晒腹中书。”至于“曝书亭”，则来自于清人朱彝尊所盖的一个四面有梁无壁用于晒书的亭子，被形象地命名为“曝书亭”，亦体现了古人对晒书的重视程度。古人的晒书之法，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中有过描述：“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柜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台风口凉透，方可上楼。”说明晒书有专门制作的工具，晒后需要凉透才能收进楼中。孙庆增对晒书之法介绍得较为详尽，连雨天需“台板连书入屋内”、汗手不能拿书等都有提示。

曾游览位于宁波城西月湖之滨的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的三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天一阁，院中有一组晒书的铜雕。骄阳之下，竹床横陈，范氏族人将一摞摞书籍搬到竹床之上摊晒，穿梭来往，乐此不疲，为天一阁的藏书保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着实令人感动。眼看伏天莅临，看着满架藏书，脑海中泛起古人“约束蛮童收药富，催呼稚子晒书忙”的风情画面，一缕爱书的思绪禁不住涌上心头。

（李笙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