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一些历史爱好者认为，袁世凯是近代中国战胜日本的第一人。但殊不知，他所谓的胜日是什么成色。

这话就要从头说起了。

早年袁世凯的成败都发生在同一块场地上。

这块场地就叫朝鲜半岛。成也朝鲜败也朝鲜，这句话对袁世凯可谓刻骨铭心。

世所公知，从公元前的西汉开始，朝鲜就一直是中国最亲近的藩属国，十九世纪中叶，朝鲜一部分人对清朝的宗主国能力产生怀疑动摇。在此之前，大清在与西方的交战中处于完败，分别向英国、法国甚至葡萄牙赔款割地，本土香港、澳门分别沦为英国、葡萄牙属地，一个政治落后、无法自保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再做他国的宗主国？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藩属国？

于是，朝鲜政府内部，亲清派已非铁板一块的主流派，亲清派之外，新起了一股亲日派。亲日派中以朝鲜少壮派精英为主，他们希望脱离清朝，改革国政，组成开化党。

这些少壮派的特点是敢说敢干、且说干就干。1884年12月4日，开化党发动政变。控制了王宫，杀了一批亲清保守派大臣。成立了亲日改革派政权，这就是朝鲜号称的甲申政变。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朝鲜的这场政变，就给了大清国青年才俊袁世凯露脸机会了。

当时清朝在朝鲜设有驻军，他们是两年前应朝鲜王室要求入驻朝鲜的。原来进入十九世纪末叶的弱肉强食时代，困守半岛的朝鲜李氏政权想偏安也不成，国内动荡不断，两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震荡。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也称汉城士兵起义。一群不满外统治的军人和市民，联合起来攻入王宫。朝鲜王室向两国求援。得到清政府积极响应。8月17日，清政府令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三千人马赴朝鲜平乱。

在派往朝鲜的清军阵营中，有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军官，他便是袁世凯。师从淮军将领吴长庆，籍籍无名。 而朝鲜突发的两场事变，令他时来运转。在第一次平息壬午兵变事件中，袁世凯已经小试牛刀、崭露头角。事后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特别表扬了袁世凯，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扎朝鲜。大清的这支远征军也以帮朝鲜训练新军的名义全部留下来。

两年后，即1884年12月4日，身处多事之秋的朝鲜再次发生政变，就是这场“甲申政变”。袁世凯再次大显身手。

开化党因为是亲日派，所以得到了当时日本的配合。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他率领150名日军赶到王宫，与开化党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控制了王宫。

开化党组成的新内阁，并在12月6日，对外宣布十四条政纲。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要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他们宣布“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

客观评价，甲申政变实质，既是亲日派与亲清派之争，也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可谓朝鲜历史第一场宪政革命，带有推动朝鲜历史发展积极意义。领导政变的开化党应属朝鲜进步政治力量。

然而，开化党虽属进步力量，但得到的外援很少，开化党加日军，总共不过200号小股军队，基本属于孤军奋战。而当时清朝入朝军队人数在3000人左右，十倍以上于对方。

帮办朝鲜军务的袁世凯，是在政变发生第二天才得知确切消息的。他权力有限，清朝驻朝军号称“庆军六营”，主帅当然就是吴长庆。

因为顾忌到宫中还有日本军队，起初吴长庆表现得较为谨慎，不敢擅自行动。即便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吴长庆也一时犹豫不决。而此时袁世凯起到了鼓动作用，在吴长官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力劝吴行动，并自告奋勇，表示自己愿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为了打消吴长官及群僚的失败问责顾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胜利功劳归大家，失败责任我独抗。应该说，年轻的袁世凯此时还是体现了一定的勇气和血性。最重要的，评过一次朝鲜内乱的他，晓得对手的战斗力，心里有底。12月6日，血气方刚、信心十足的袁世凯率领约2000名清军，联合拥护国王的朝鲜军队一道进入王宫，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击败了总共不到二百人的开化党人和日军，重新控制了王宫。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自焚公使馆，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领事馆。后带开化党残余几人，逃回日本。开化党政权仅存在3天，便告流产。

事后，清廷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确定“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这项条款事实上第一次确立了日本在朝鲜同清朝对等的地位，也使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被公认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败。

但是，作为朝鲜内政的实际控制者，这场政变最大的赢家却是袁世凯。这场以十倍之力，平小股之敌的事件，事后被袁世凯联合吴长庆上报朝廷，描述为重大胜利。1885年11月,年仅26岁的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太上皇。

为什么袁世凯会在朝鲜成功呢？

一方面，是他的果决成就了他。当时清政府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时，十分震惊。不过还没有想好对策之时，又得知袁世凯率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时，清廷实在是大喜过望。

而另一方，袁世凯的成功还有赖于日本的成全。

袁世凯的此时的日本对手竹添进一郎，只是个外交家，并非政治和军事强人。 史料称他“态度和行事风格都偏灵活”，他与清军驻朝统帅吴长庆交情融洽，反对“中国威胁论”，不是一个强硬派。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说：“金某无义，又无智识” ，“竹添素性怯懦，即一书生”。可见，袁世凯的对手，不是日本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只是一介书生文人而已。

而且，这里还有日本国策帮忙。当时明治政府鉴于本国维新大功尚未告成，军队羽翼还未丰满，命令驻朝日军对这次朝鲜变局采取了有限介入方式，140人一个连的队伍，怎么能抵3000人的六个营清军呢？这在一定程度上让袁世凯捡了便宜。从而得到“近代中国战胜日本第一人”的夸世资本。

甲申平乱后，袁世凯在朝鲜过上了太上皇般的风光好日子。但到了1894年，朝鲜又生东学党内乱，袁世凯错判时局，诱发中日甲午战争，结果差点被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活捉，最后不得不临阵脱逃，退回中国。

对手十年前的韬光养晦，十年后就找回来了。甲午战争令袁世凯“近代中国胜日第一人”光环迅速消褪，声望一度一落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