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向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及封建神权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张开明专制制度或民主政体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

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使启蒙思想家们获得新的思想武器。其中，受孔子文化影响最深的为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是霍尔巴赫。霍氏赞赏孔子文化中的反宗教思想，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

他不仅自造了一个法文“德治”新词，还写《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一书。认为“在中国，理性对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

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介绍了中国哲学史，从孔了一直讲到明末。对“四书”和“五经”都有介绍。对于孔子文化，他认为孔子不谈奇迹，不言灵感，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范围。

他对孔子学说甚为钦佩，在他看来儒家只需要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对孔子推崇最甚者是伏尔泰。传教士们所介绍的中国给了伏尔泰留下深刻印象。他精读了各种儒家经典及孔子文化论著的译本。

对于孔子，伏氏称颂备至。他主张法国应当以儒家之道来治理国家，实行德治主义。伏氏认为孔子不讲鬼神只讲道德，比基督高明得多，基督只禁人行恶，而孔子则劝人行善。

伏尔泰说：“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他认为中国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和崇高的道德，与两千年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密不可分。

为了颂扬以孔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道德，伏氏以《赵氏孤儿》为蓝本写成《中国孤儿》剧本。他在《哲学辞典》的“哲学家”一节中，列举了孔子的七句格言后感叹道：

“多么可悲，西方人也许应该感到羞愧……竞要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余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这位智者便是孔子。”

这些行为准则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了人们的欲望，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伏氏把孔子的画像挂在礼拜堂里，朝夕礼拜，可见其对孔子的推崇及景仰。

因为，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从孔子以来的的历代儒学大家都对农业十分重视。

魁奈及重农学派深为赞同，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魁奈所说的“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几乎是《论语》所载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翻版。

由于他的提倡，175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举行了亲耕籍田的仪式。魁奈对孔子文化的推崇使他获得了“欧洲孔夫子”的称号。

据德国学者利奇温介绍，“魁奈评《论语》的二十章说：它们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

重农学派的另一领袖杜尔哥则从传教士和中国留法的学生中获取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资料，儒家学派的经典，如《易经》、《诗经》、《孝经》、《左传》、《周礼》、《礼记》、《论语》、《大学》、《中庸》等他都读过，杜氏从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料，从而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新的高峰，使重农学派成为启蒙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受孔子文化的启迪而形成了各种学说体系，其中哲学界和文学界受孔子文化影响最深。

德国的哲学界对孔子文化最为崇拜的学者当属莱布尼茨。莱氏是第一个承认中国文化对西方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五来欣造指出，莱氏早在1667年二十一岁时便开始对儒学进行研究，而且对儒家的自然神学、道德观及政治观非常赞美。

莱氏在《致爱伦斯特的一封信》中说:“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者之王。”

1690年莱氏在罗马会见了阂明我，并与阂明我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他请求阂明我在中国搜集有关资料，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这激发了他对古老中国文明的倾慕之情。

法国传教士白晋对莱氏学说影响最大。1698年白晋与莱氏讨论《易经》，引起莱氏对《易经》卦艾的注意。

1703年4月莱氏将其编制的二进位表送给白晋，同年10月白晋送给莱氏两个易图，一个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另一个是《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易经》的阴艾、阳艾思维与莱布尼茨发明的二元算术是一致的。

从此，他更对中国哲学深信不疑。《易经》和宋儒的图说，对于莱氏二进制算术的不断完善起到积极作用。

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弗继续将孔子文化传播于德语知识界。1721年沃尔弗在哈尔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对儒教和基督教作了对比分析，对欧洲学者了解孔子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沃尔弗宣扬的孔子文化与基督教教义并不冲突，然而当时的德国政府却认为他宣传了无神论，并以此为口实解除了他的教职，勒令他在48小时内离开国境，否则处以绞刑。

沃尔弗的被驱逐使他博得了许多学者和人们的普遍同情，孔子文化由此得到广泛传播。

然而，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持与前述学者迥异的孔子文化观。康德对儒家伦理学的评论十分苛刻。

但据研究，康德的老师舒尔兹是莱布尼茨的再传弟子，实际上康德还是受到了孔子文化的一定影响。

康德推翻了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却保存了莱布尼茨的“二元算术”。朱谦之认为二元算术即辩证法思维，和《易经》有密切关系，康德即由此引申出“二律背反”。

黑格尔在完成他新的哲学体系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但黑格尔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他对东方哲学的认识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在他的《哲学史演讲录》中，黑格尔也承认“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看到“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但黑格尔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

而且，“孔子的道德教训所包含的义务都是在古代就己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黑格尔对孔子文化的了解是片面的，他的孔子观极其明显的反映出西方主义者的偏见。

孔子文化对德国文学界的影响，可由其对大诗人歌德的影响见其一斑。据朱谦之、杨武能、李思纯等的研究，歌德很早便接触到儒家经典，李思纯认为歌德1770年即已熟读儒家的六经。

哥德还读过竺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此书1749年即有德译，并在魏玛公爵的宫廷中颇为流行。歌德将《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

在歌德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孔夫子的中国。由于歌德对孔子文化的赞赏倾慕，歌德在德国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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