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对西线展开全面进攻，同日大英帝国内阁送走了张伯伦，迎来了一位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正如日后丘吉尔秘书的约翰科尔维尔指出的那样，此时的丘吉尔年过六十五岁，已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了。他充沛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依赖不减当年，但是他的许多同胞，不管其政见如何，都认为他声名狼藉，而不是大名鼎鼎，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好感大于对他所谓的政治家的好感，总而言之，在他就任首相的四十年中，有许多人都是支持他的，然而反对他的人更多。

但是在之后的二十五年余生中，他却誉满全球，并得到世人尊重和爱戴，以至于今天的世人，也很少有人记住作为畅销书作家，艺术家，砌砖爱好者的丘吉尔，

记住的是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邱吉尔。

之所以会有这样巨大的逆转，留下这样一段大器晚成传奇，缘于丘吉尔在适当的时间遇到了最合适自己的机遇。

如果将邱吉尔与张伯伦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张伯伦处处高谈理想原则，实则却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所以，他才会对民意舆情高度敏感，处处竭力维护内部。团结，同时以有限的资源维护江河日下的老朽帝国。而丘吉尔则截然不同。在他的世界里凡人皆碌碌于当下尘埃之中，英雄却乘风于历史的长河之上，他在外交领域同样务实，但在国内政治，却有着十足的堂吉诃德的气质。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成败利鈍，则非其所论，对于女性主义，反精英论，虚无主义更是一贯嗤之以鼻，不加颜色，因此被大众所不喜。他有文从古风，好起高论，言必忧患，论必备站，更不免逆时代潮流，而被舆情之公敌。所以，丘吉尔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在和平年代说服大众政客。却是一个识途老马，一个可以在危亡关头，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政治家。

平心而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便有丘吉尔掌舵，亦不可能比张伯伦做得更好，反而可能激怒大众，自乱阵脚。后人应庆幸张伯伦有效压制了丘吉尔，让

其得到以与当时的外交政策彻底撇清关系，后人更应当庆幸，关键时刻。大英帝国还有这样一个识途老马堪当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