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清史，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故事几乎成为清朝一朝政治腐败的标本性事件。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盦笔记》；从欧阳星的《见闻琐录》到无名氏的《殛珅志略》，从徐珂的《清稗类钞》到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稗史笔记在民间传抄流行。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成了毫无疑问的贪腐之王。

关于和珅贪腐的数目，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这里特别以从和珅府中搜出来的奢侈品——上品人参，来观察这位“贪腐之王”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据史载，在查抄和珅时，其府中上好人参有六百余斤。由于当时清廷内务府储存赃物的库房已满，所以内务府决定将这六百斤人参变卖，一时间大量上好人参抛售，市民竞相购买，导致市面上短期内竟出现货币短缺之象，从而使整个北京市场上人参价格大跌。

这种情况足以使我们联想到当前中国一种名为“贪腐经济学”的奇谈怪论：一些“专家”认为，适当的贪腐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允许一部分人贪腐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他们甚至以反腐导致高档酒店和娱乐场所大量倒闭为论据，认为“腐败”的吃喝玩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学理论”，在房地产行业更是大行其道，有的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贪官的支持，中国的房地产行将崩溃，而“适度”的腐败，正是解救房地产的一剂“良药”。

清朝之政，之所以于乾隆之后即进入“嘉道中衰”的历史轮回，其根本之因，正在于乾隆纵容了和珅之流的腐败。而且乾隆之后历朝的腐败，已经到了制度化、全面化的程度。清朝历代皇帝，如果从个人私德和为政勤勉上说，几无一人为昏庸之辈，然清廷之治，自乾隆之后“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一切之因，一言以蔽之：皆为政治腐败导致官员对民众的压榨盘剥，从而使民变四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以此论之，贪腐之政，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便于一行一业之有暂时之利，其利亦属恶利，其繁荣亦属虚假之繁荣。譬如一人，貌似体胖，实为虚胖或为浮肿，其毒害于肌体并浸入骨髓之日，即为病入膏肓、行将衰亡之日。